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与西方史学家通常所说的“朝鲜战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是朝鲜的内战，爆发于1950年6月25日，它属于朝鲜和韩国，距今70年了；而抗美援朝战争则属于中国，它从1950年10月25日开始，到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议的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就朝鲜战争而言，交战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最后以停战而告结束，胜负是平局。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则是一场由中国人民进行的、既是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现代战争，因为它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国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受尽欺侮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上的全新的地位。
1948年，我刚刚考入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后改称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中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顺利读完高中，接着读大学。1949年8月17日，福州的解放揭开了我生活的新的一页。当时，同学们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高涨，争相离开课堂，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当时已经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不落人后。1950年4月，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经过青年团福州市工委的介绍，和同班的另外两位同学，离开了学校，来到福州仓前山，向第3野战军第9兵团第20军驻闽联络处报到。和我同一批参军的都是知识青年，除了福建的，还有来自江苏、浙江沿海各省的，多数是高中生，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和少量的初中生。我们的任务是参加解放台湾，所以，当时是以“东渡服务团”的名称来招收的。
报到后，在福州仓山区“烟台山”住了一周。这时，有的家长来到住处，哭哭啼啼，硬是把子女拖回家了。幸亏我在事先把我的打算告诉我的三哥。他也是青年团员，当时在福州高级工业学校读书，很支持我的行动，并且商量好：等我们这些人离开福州之后，他再回家去告诉母亲，进行必要的说服和宽慰工作。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如果事先告诉她，她不答应，那我就走不了了。所以，只好采取“不告而别”的办法。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想象，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1950年4月10日，我们离开福州，在部队警卫排的保护下，经过江西、浙江，赶在“五一”前，到江苏省的昆山县集中，编入第20军教导团的“知识青年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该团下属四个大队，第三、四两个大队就是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一、第二大队分别为军事大队和政治大队，任务是轮训军政干部；而这一切本来都是为着解放台湾而做准备的。但是，半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教导团以及整个第20军，整个第9兵团，都划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序列，入朝作战。
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诞生，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他指挥所辖第13兵团（包括第38、39、40、42军）于10月19日起，从安东（丹东）、辑安（集安）线先期入朝。10月25日，中国军队在朝鲜北部，在阻击北犯之敌中，打响了第一枪。这就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式开始。这次战役粉碎了敌人企图向江界进攻的计划，对稳定朝鲜北部的人心，使志愿军站稳脚跟，坚持继续作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25日～12月24日）我军的主要对手是美国的精锐部队。麦克阿瑟兵分两路，企图在平壤以北，消灭中朝军队，而后会师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部队，在西线作战，主要对付沃克的第8集团军。这时东线美第10军的进攻，对西线部队的侧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所在的部队第20军和整个第9兵团担任东线的作战任务。
在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20军和兄弟部队在1950年11月从辑安（集安）、临江入朝，开赴朝鲜的东线。20军所辖58、59、60各师在敌人飞机不断轰炸，忍受零下30～40度的严寒，在高山峻岭中隐蔽开进，到达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指定区域，竟然完全未被发现，美方事后称此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军广大指战员，正是在武器装备低劣，接近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在长津湖地区，与美国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王牌部队“陆战第1师”，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几经拉锯，重创敌军。整个战役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武器和战术的较量，最终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死抗争。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啊！在志愿军中广为传诵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就是20军58师172团3连的连长。他奉命率部坚守在长津湖以南、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高地上。这里是美军南逃必经的制高点。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数倍于已、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连续8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这时，敌人又发起第9次攻击。他们蜂拥而上，接近山顶。在双方激战的紧要关头，杨根思打出最后一颗子弹后，毅然决然地抱起仅有的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与爬上来的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了敌军退路的阻击任务。杨根思英勇牺牲后，1952年5月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给他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特级英雄”的称号，他生前所在的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
第二次战役我军在整个战场的胜利，给美国陆战第1师和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迫使麦克阿瑟在1950年11月底命令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全面撤退。12月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平壤。至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起着关键作用的第二次战役完全结束。
我们知识青年训练班迟一步过江，在吉林省通化进行一段强化军事训练。这时，前方歼敌的捷报，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求战热情，大家都盼望能够早点到前线去。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951年初，我们经过集安，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刚刚入朝时，敌军凭借着他们的“空中优势”，实施狂轰滥炸，我军主要在夜间行军和作战。那时，为了尽快接近作战部队，连续行军成为主要任务。背上行李、干粮、武器，每个晚上要走大几十、甚至上百里，路况又不好，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兵来说，也许这只是“小菜一碟”；但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来说，负重行军，则是一种不大不小的非常具体的考验。好在大家情绪高昻，能够吃苦，战友之间相互开展互助活动，顺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在那种环境下那样的苦都能吃，其它困难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入朝后，我们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各个战斗部队，担任文化教员、文书、卫生员等。我同另外两位学员在赴朝前就已经被分配到教导团的《建军报》报社工作。这是一份军队内部出版发行的小报。报社归属于教导团的宣传部，总人数不足10人。我们新参加工作的，在报社内参加修改、编辑稿件，当外出采访时，就以记者的名义。接受采访的对象的一些战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是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好榜样。
在战地流动的环境中，报纸无法铅印，只能油印。先用特制的铁笔，把稿件用手写刻在特制的“腊纸”上，再用现在难以见到的很简陋的那种“油印机”印刷。在朝鲜战场上，相对于直接参加战斗的第一线的同志而言，我们是文职人员；但身处战斗环境，我们同样随时都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我还不足18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要经受生活的艰苦和身体的劳累，固然不易；但在战争的环境中，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关键的还是思想上的转变，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从一名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名革命战士，这只有在战争的年代，置身于革命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才能做到。战争的环境磨练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和平年代中，生活上不愁吃穿的年轻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
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开始的是运动战，先后经历了五次战役，算是整个战争的第一个大阶段；后来又有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是整个战争的第二个大阶段。经过反复、艰巨的谈判，终于在1953年7月27日实现了停战。
在朝鲜期间，我得了伤寒病，朝鲜的战地医院缺乏医疗条件，被部队辗转运送回国，先到梅河口，后到位于吉林市东大营的“第十二陆军医院”，医治疗养了一段时间。出院后，组织上没有把我分配回原来的部队，而是就近统一分配到住在沈阳的东北军区油料部技术处。1954年夏，部队领导让我参加全国高考，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
我们一起从福州出发去参军的战友中，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都很不错。根据部队任务的不同，除了光荣牺牲的战友已经长眠在朝鲜的土地外，幸存的战友在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后，先后陆续回到祖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58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改为福建师范大学）担任哲学教学工作，先后认识了许仁杰同志和黄以孟同志。许仁杰同志是20军教导团政治大队的，黄以孟同志和我一样，都在知识青年大队。当年从福州参军仍然幸存的战友，后来陆续又回到福州工作，再后来又都先后退休了。无论在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每一次聚会时，大家共同的话题都离不开抗美援朝战争。
当那场战争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世界正是通过“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才认识了刚刚新生的中国。从世界全局的宏观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完全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战，也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它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其意义是非常重大、极其深远。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不再受霸权国家的欺凌，再也不是那些丛林野兽们可以任意强食的弱肉了。
70年前，我是志愿军中的普通一兵；现在，是个从高校教育岗位上退休多年的布衣老人。从自我成长的视角而论，包括赴朝作战在内的四年多的部队军旅生涯，对于我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毅顽强的意志，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课，让我终生受益。作为中国人，作为当年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和全体中华儿女一样，对这场战争，终将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作者：林可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