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我所参加的抗美援朝战争

发布时间:2020-07-16动态浏览次数:1196

中国的抗美援朝战争与西方史学家通常所说的朝鲜战争,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朝鲜战争是朝鲜的内战,爆发于1950625日,它属于朝鲜和韩国,距今70年了;而抗美援朝战争则属于中国,它从19501025日开始,到1953727日停战协议的签字,历时两年零九个月。就朝鲜战争而言,交战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条件下,最后以停战而告结束,胜负是平局。就抗美援朝战争而言,则是一场由中国人民进行的、既是援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是保家卫国的正义战争,是一场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的现代战争,因为它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国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受尽欺侮的形象,在全世界面前,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威、军威,奠定了新中国在世界战略格局上的全新的地位。

1948年,我刚刚考入福建省立福州中学(后改称福州第一中学)读高中时,最大的愿望是能够顺利读完高中,接着读大学。1949817日,福州的解放揭开了我生活的新的一页。当时,同学们参加革命的热情非常高涨,争相离开课堂,参加各种革命活动。我当时已经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后改称共青团),面对这种情形,自然不落人后。19504月,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下学期,经过青年团福州市工委的介绍,和同班的另外两位同学,离开了学校,来到福州仓前山,向第3野战军第9兵团第20军驻闽联络处报到。和我同一批参军的都是知识青年,除了福建的,还有来自江苏、浙江沿海各省的,多数是高中生,也有一部分大学生和少量的初中生。我们的任务是参加解放台湾,所以,当时是以东渡服务团的名称来招收的。

报到后,在福州仓山区烟台山住了一周。这时,有的家长来到住处,哭哭啼啼,硬是把子女拖回家了。幸亏我在事先把我的打算告诉我的三哥。他也是青年团员,当时在福州高级工业学校读书,很支持我的行动,并且商量好:等我们这些人离开福州之后,他再回家去告诉母亲,进行必要的说服和宽慰工作。母亲是农村妇女,没有文化,如果事先告诉她,她不答应,那我就走不了了。所以,只好采取不告而别的办法。现在的年轻人也许无法想象,这是在当时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的。

1950410日,我们离开福州,在部队警卫排的保护下,经过江西、浙江,赶在五一前,到江苏省的昆山县集中,编入第20军教导团的知识青年训练班,接受军事训练和政治学习。该团下属四个大队,第三、四两个大队就是知识青年训练班。第一、第二大队分别为军事大队和政治大队,任务是轮训军政干部;而这一切本来都是为着解放台湾而做准备的。但是,半年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我们教导团以及整个第20军,整个第9兵团,都划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序列,入朝作战。

10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诞生,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他指挥所辖第13兵团(包括第38394042军)于1019日起,从安东(丹东)、辑安(集安)线先期入朝。1025日,中国军队在朝鲜北部,在阻击北犯之敌中,打响了第一枪。这就标志着抗美援朝战争的正式开始。这次战役粉碎了敌人企图向江界进攻的计划,对稳定朝鲜北部的人心,使志愿军站稳脚跟,坚持继续作战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二次战役(195011251224日)我军的主要对手是美国的精锐部队。麦克阿瑟兵分两路,企图在平壤以北,消灭中朝军队,而后会师鸭绿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3兵团部队,在西线作战,主要对付沃克的第8集团军。这时东线美第10军的进攻,对西线部队的侧翼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因此,我所在的部队第20军和整个第9兵团担任东线的作战任务。

在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的率领下,20军和兄弟部队在195011月从辑安(集安)、临江入朝,开赴朝鲜的东线。20军所辖585960各师在敌人飞机不断轰炸,忍受零下3040度的严寒,在高山峻岭中隐蔽开进,到达第二次战役作战的指定区域,竟然完全未被发现,美方事后称此为当代战争史上的奇迹我军广大指战员,正是在武器装备低劣,接近零下3040度的严寒中,在长津湖地区,与美国号称开国元勋师的王牌部队陆战第1,展开了激烈的战争。在敌我双方武器装备优劣极其悬殊的情况下,几经拉锯,重创敌军。整个战役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参战人员的想象,武器和战术的较量,最终演变成双方意志力的殊死抗争。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有多少可歌可泣的事迹啊!在志愿军中广为传诵的特级英雄杨根思就是20581723连的连长。他奉命率部坚守在长津湖以南、下碣隅里外围的1071高地上。这里是美军南逃必经的制高点。经过长时间的激烈战斗,打退了数倍于已、装备精良的敌人的连续8次进攻后,子弹打光了,阵地上只剩下6名战士。这时,敌人又发起第9次攻击。他们蜂拥而上,接近山顶。在双方激战的紧要关头,杨根思打出最后一颗子弹后,毅然决然地抱起仅有的一包10斤重的炸药,拉燃导火索,随着一声巨响,与爬上来的4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用生命保住了阵地,完成了切断了敌军退路的阻击任务。杨根思英勇牺牲后,19525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决定给他追记特等功,同时授予特级英雄的称号,他生前所在的连队命名为杨根思连

第二次战役我军在整个战场的胜利,给美国陆战第1师和第7师以歼灭性的打击,终于迫使麦克阿瑟在195011月底命令朝鲜战场上的联合国军全面撤退。1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平壤。至此,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起着关键作用的第二次战役完全结束。

我们知识青年训练班迟一步过江,在吉林省通化进行一段强化军事训练。这时,前方歼敌的捷报,极大地鼓舞了我们的求战热情,大家都盼望能够早点到前线去。这一天很快到来了。1951年初,我们经过集安,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刚刚入朝时,敌军凭借着他们的空中优势,实施狂轰滥炸,我军主要在夜间行军和作战。那时,为了尽快接近作战部队,连续行军成为主要任务。背上行李、干粮、武器,每个晚上要走大几十、甚至上百里,路况又不好,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对于老兵来说,也许这只是小菜一碟;但对于我们这些刚刚入伍的新兵来说,负重行军,则是一种不大不小的非常具体的考验。好在大家情绪高昻,能够吃苦,战友之间相互开展互助活动,顺利地完成了行军任务。在那种环境下那样的苦都能吃,其它困难也就算不了什么了。

入朝后,我们知识青年训练班的学员分配到各个战斗部队,担任文化教员、文书、卫生员等。我同另外两位学员在赴朝前就已经被分配到教导团的《建军报》报社工作。这是一份军队内部出版发行的小报。报社归属于教导团的宣传部,总人数不足10人。我们新参加工作的,在报社内参加修改、编辑稿件,当外出采访时,就以记者的名义。接受采访的对象的一些战士,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们不怕牺牲、英勇战斗、吃苦耐劳的高贵品质,是我们这些青年知识分子学习的好榜样。

在战地流动的环境中,报纸无法铅印,只能油印。先用特制的铁笔,把稿件用手写刻在特制的腊纸上,再用现在难以见到的很简陋的那种油印机印刷。在朝鲜战场上,相对于直接参加战斗的第一线的同志而言,我们是文职人员;但身处战斗环境,我们同样随时都面对着生与死的考验。当时我还不足18岁,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要经受生活的艰苦和身体的劳累,固然不易;但在战争的环境中,这些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最关键的还是思想上的转变,要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从一名青年学生变成了一名革命战士,这只有在战争的年代,置身于革命部队这个大熔炉中,才能做到。战争的环境磨练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在和平年代中,生活上不愁吃穿的年轻人,对此是无法理解的。

整个朝鲜战争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时间阶段:开始的是运动战,先后经历了五次战役,算是整个战争的第一个大阶段;后来又有两年零一个月的阵地战,是整个战争的第二个大阶段。经过反复、艰巨的谈判,终于在1953727实现了停战。

在朝鲜期间,我得了伤寒病,朝鲜的战地医院缺乏医疗条件,被部队辗转运送回国,先到梅河口,后到位于吉林市东大营的第十二陆军医院,医治疗养了一段时间。出院后,组织上没有把我分配回原来的部队,而是就近统一分配到住在沈阳的东北军区油料部技术处。1954年夏,部队领导让我参加全国高考,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

我们一起从福州出发去参军的战友中,在战争期间表现得都很不错。根据部队任务的不同,除了光荣牺牲的战友已经长眠在朝鲜的土地外,幸存的战友在完成了各自的任务后,先后陆续回到祖国,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58年夏天,我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当时的福建师范学院(1972年改为福建师范大学)担任哲学教学工作,先后认识了许仁杰同志和黄以孟同志。许仁杰同志是20军教导团政治大队的,黄以孟同志和我一样,都在知识青年大队。当年从福州参军仍然幸存的战友,后来陆续又回到福州工作,再后来又都先后退休了。无论在退休前,还是退休后,每一次聚会时,大家共同的话题都离不开抗美援朝战争。

当那场战争发生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全世界正是通过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才认识了刚刚新生的中国。从世界全局的宏观视角来看,这场战争完全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舞台上的立足之战,也是中华民族重归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战。它奠定了中国在世界总体格局中的地位,其意义是非常重大、极其深远。从此之后,中华民族不再受霸权国家的欺凌,再也不是那些丛林野兽们可以任意强食的弱肉了。

70年前,我是志愿军中的普通一兵;现在,是个从高校教育岗位上退休多年的布衣老人。从自我成长的视角而论,包括赴朝作战在内的四年多的部队军旅生涯,对于我个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毅顽强的意志,却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一课,让我终生受益。作为中国人,作为当年这个群体中的一员,我和全体中华儿女一样,对这场战争,终将会铭记在心,永志不忘。

                                                   作者:林可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