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海泛舟乐此生
——60载教学科研生涯
□林可济（马克思主义学院哲学教授）
1954年夏，当时我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工作，领导决定让我参加全国高校的统一考试，争取上大学。经考试，有幸被北京大学哲学系录取。从此，就与“哲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8年夏，大学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回到福建老家的福建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之后，一直从事哲学的教学工作和科学研究，迄今已整整60年。按照教学内容和社会环境的差异，大略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恰好都是20年。
第一个20年：大学毕业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1958—1978年）
福建师范学院是我校的前身校，以培养中学的师资为主，没有专门的哲学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的任务是为全校文理各系的本科生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中共党史等。我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到高年级时，选择了“自然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技术哲学）这个专门化，到福建师范学院后，教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也为学生开设若干关于哲学史方面的讲座。
1960年，学校成立政治教育系，构成的人员还是原来的马克思主义教研室的那些人，不同的是招收了政教专业的学生。这样一来，原有的教师既要继续承担讲授公共政治理论课的任务，又有为政教系本科大学生讲授专业课。当时的教师除了按照教科书（教材、讲义），系统讲课之外，每有重大政治事件出现时，还要增加临时性的专题。由于方针政策的多变，讲课的老师就不能不随着有关文件的变化而不断更改内容。学生就以“芭蕾舞演员”来调侃老师，讽刺老师“转得快”。当时担任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教师，除了课堂授课，还需在指定的时间进行课后辅导，解答学生的提问。有一段时间，还要与学生实行“三共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打成一片。
在我开始当教师的1958年，到1978年的20年中，我作为哲学教师的主要任务是讲课，科研方面做得不多。师范院校不同于设有哲学专业的综合大学，本来就是以教学为主的，上面对我们的科研，没有什么硬性的要求。就我个人而言，还算是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当时应《福建日报》理论版之约，写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和当代国外哲学流派的简介性的短文。还写了一篇专门阐述朱熹哲学思想的论文（《福建日报》1961年10月4日）。此外，也在《福建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了少量有关哲学原理方面的学术论文。想不到这些科研成果为我的职称从助教提前晋升为讲师，起了好的作用。当时全校助教获得提前晋升为讲师的只有4名，文科与理科各两名。
在这20年中，“文化大革命”占了10年之久，到1970年，福建师范学院突然被停办了，我和绝大数教师一样，下放农村。两年之后的1972年，又复办了，改名为福建师范大学。1972年10月，我从农村调回，安排在当时的政教系的哲学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这时，“文化大革命”还在继续进行，“四人帮”还在台上，教育领域的状况并没有改变，仍然受“四人帮”控制的舆论，实际上是在歪曲、践踏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种背景下，广大理论教师只要还有辨别是非的能力，良知未泯，无不感到彷徨与无奈！
第二个20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到我退休（1978—199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端正了思想路线与政治路线。哲学理论也同其他领域一样，开始了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在尊重知识、尊重科学的大的背景下，哲学学科中“自然辩证法”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组成部分的分支学科，受以了空前的重视。我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校工会举办的马克思主义夜大学中，曾经为理科各系教师讲授过“自然辩证法”课程，但时间不长，而且是以讲座的形式进行。真正从事自然辩证法的教学与研究，应该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按照教育部的统一规定，全国理、工、农、医类的高校硕士生必修的学位课是“自然辩证法概论”，博士生必修的学位课是“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1978年，当时的校领导决定，把我从政教系调出，负责组建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既为我校理科各系的硕士研究生开设“自然辩证法概论”课程，也为当时的理科各系的本科生上这门课。开课的面这么广，这在福建省属高校中尚属首例，在全国的省属重点高校中也并不多见。当时我校理科中，只有地理专业招有博士生。从1991年起到1997年，一直由我负责讲授此课程。
在那段时间，全国和省级的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先后成立，我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理事（1986—2001年），也是福建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副理事长（1979—1999年）。我校在1984年，还成立了自然辩证法研究室，它与1978年成立的自然辩证法教研室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我兼任两室的主任，后来我只担任研究室主任，教研室主任由其他教师担任。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学校决定招收马克思主义理论方面哲学与经济学两个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分别由当时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与政教系承担。我和另外两位哲学教师（陈金振、林崙山）被遴选为哲学专业的导师，研究方向是“唯物辩证法”。1987年以后，又增加了“辩证自然观与科学方法论”研究方向，由我担任导师，后又增加了邓国天、郭金彬两名教师担任此研究方向的导师。
1978—1998年的20年期间，我所在的研究室两次被评为全校的重点学科梯队，我个人的科研成果也取得明显的进展。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停止职称的评定，我的副教授职称到1983年才评定。1987年顺利地从副教授提前晋升为教授。1992年10月起，终身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1998年10月，我在为自选的哲学论文集《爱智篇——哲学学习探索40年》一书所写的“前言”中，曾经写了这样一段话：“长期以来，‘左’的路线和‘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使我同许多人一样，一生中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很大一部分被浪费掉了。幸好有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宽松环境，我们才能比较专业地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本书收入的37篇论文中，有32篇都是在1978年以后写的，占总篇目约87%。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知识分子所处的总体境遇，在1978年前后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我的由衷之言。（此书于1999年3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
在这20年期间，我本人以及我所在的研究室同事的学术活动，并不限于校内、省内，而是走向了全国，参加了全国性的多次学术会议和跨省校际的协作活动。我个人还亲自参加了前后在瑞典的乌普萨拉和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召开的两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我还参加全国重点项目《自然辩证法百科全书》的撰写，是“自然界辩证法”（辩证自然观）编写组成员。还我与北京师范大学等七所师范院校协作编写一本适合师范院校研究生使用的教材：《自然辩证法基本原理》，我担任第一主编。1984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初版，1986年重印。此外，我参加撰写并担任主编的著作，主要有《重要的思维法则：抽象上升到具体》（1986年3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三人合写，我是第二作者），《科学悖论集》（1998年5月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版，我是第二主编及相关论文的作者）。还有一些涉及自然辩证法学科的发展史、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科技革命、马克思辩证法范畴及其发展史、科学社会史等方面的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第三个20年：退休后到现在（1998—2018）
1997年底到1998年初（65岁）退休之后，有一段时间过着休闲的生活，而且还重病了一次，九死一生。2004年我校取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授予权，并且招收了博士生。当时的校长又是这个博士点的学术带头人。他在2006年初，聘我为2004、2005这两年招收的博士生开设一门新课：“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相应地，给硕士生讲的课程是“哲学概论”。从2006年到今年（2018年），我连续讲授此课达13年，因为有这个机缘，所以，才有“从教60载”之说。
退休以后的学术活动，根据讲课任务的需要，不再局限于自然辩证法，而转向对哲学的一般问题，特别是中西哲学比较的研究了。这是我的教学内容和科研方向的又一次转变。
退休之后，在教学过程中，我先后出版的专著5本，论文集2本。其中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4本，自行印刷内部使用的1本。
在人民出版社出版的2本，基本上涉及我对原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求学时曾经给我们讲过课的老师的哲学思想的研究。他们是：金岳霖、冯友兰、宗白华、张岱年、任继愈、张世英等。书名是《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2008年10月，人民出版社）和《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走近六位哲学名家》（2012年6月，人民出版社）。
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有4本。其中《“天人合一”与“主客二分”——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视角》（2010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在为博士生讲授“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课程的讲稿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的。《哲学：智慧与境界》（2013年10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一书是在硕士生讲授“哲学概论”课程的讲稿基础上补充整理而成的。《〈自然辩证法〉研究》（2013年6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是一本修订再版的著作。该书初版于1997年（福建教育出版社）。此外，我把2003—2014年期间写的论文自选汇集，题为《皓首沉思录——林可济哲学论文自选集（2003—2014）》，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5年8月出版。
一点体会：教学与科研的良性互动、相互促进
60年来，我在教学与科研活动中，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教学与科研要实现良性互动，互相促进。
我认为，大学与中学不同之一在于：大学不仅是教书的地方，而且还应该是进行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的场所。对于一位大学教师而言，教学与科研是相辅相成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问题，教学中遇到的难题，学生向你询问的问题，这些都会促进你进行研究，以求解答；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或部分解决，又可以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改善教学质量。如果不搞科研，怎能搞好教学呢？以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论文也好，著作也好，都与教学的内容和教学中出现的需要有关，只不过有的直接一点，有的间接一点。这一点与专门从事研究的科研人员是有所区别的。
要搞好科研，当然要关心或进而参与社会实践，这是不言而喻的。参与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20世纪的50—70年代，教师下农村、去工厂是常有的事。80年代以后，情况有所改变，但理论联系实际，关注时代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最关键的要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特别要读本专业的奠基之作，本学科发展中重要学者的代表作。读一遍不够，多读几遍，就会不断深入，每次都有新的收获。这是第二手资料或碎片式的浏览所无法替代的。前面讲过，我们在20世纪的80年代曾经招收过硕士研究生，我感到那时这些研究生读书的时间比较多，精力比较集中，也很有钻研精神。相比之下，近10多年来，在听我讲课的研究生那里，给我的印象是：专心读书时间不多，读经典原著不够，不愿意坐冷板凳，急功近利的心态有所滋长。
今年，我已经85岁了，少年青年时代是求学读书，参加革命队伍后，除了在上大学之前曾经在部队工作，还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外，其中有60年的时间，都是从事教学活动与学术探讨。在继续读书的同时，还要教书、写书。无论“读书”，“教书”，还是“写书”，都离不开书，都应该多读书，多思考。明朝有位学者丁自申,他在《读书右箴》中劝诫后人：“心读书而一，神读书而清，疑读书而辨，虑读书而莹，饥读书而饱，困读书而醒，愠读书而喜，愤读书而平，噫，余白首未闻道兮，唯读书毕此生。”这就是说，读书不仅是教学、科研以及从事其他工作的需要，而且还和人的整个生存状态、生活境界紧密相联。作为一名教师，经过人生的风风雨雨，一辈子和“书”打交道，倒也乐在其中，不枉此生矣。哲海泛舟乐此生，教学科研两相益，慰藉平生，夫复何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