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来党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考察
发布时间: 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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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来党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实践的历史考察

 

陈天绶

 

新中国诞生已60年了,在这半个多世纪的岁月里,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中国共产党以不折不挠的坚强意志,领导中国人民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这里既有胜利与辉煌,又有曲折与失误,并为之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实践证明,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运动之正确或片面的理解,处理得当与否,成为导致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成功与否的根本理据。回顾党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方面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人们的辩证思维能力,对于推动我国当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现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划分为两个历史阶段进行分析和探讨。

 

全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分析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基本状况,指出当时我国国民经济中由占10%的现代工业和占90%的农业与手工业形成的经济结构,明确指出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的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他用从这种生产力基本状况和特点出发的基本战略思想,制定了党的战略策略,明确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唯物史观的依据。他进一步指出,占中国国民经济10%的由现代生产力装备起来的工业,是进步的和极为集中的,具有质的优势。这将是工人阶级政权掌握国家经济命脉的基础,也是工人阶级对人民民主专政实行领导的基础。“谁要是忽视或轻视这一点,谁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同时,占国民经济90%的农业和手工业,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落后生产力,引导他们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故相当长时间内农业和手工业的经济形态仍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只能逐步引导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种战略思路的制定和确立,坚持了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客观规律,完全立足于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性作用中去安排生产关系的变革,进而制定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的大政方针。它从指导规律方面体现了毛泽东由生产力出发,观察、研究和实施生产关系的变革,推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正确立场。

社会改革大政方针的制定,生产关系变革的推进,既然是以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为依据,那么这种政策的好坏,实践效果的大小,显然也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去检验和评价。毛泽东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这里,毛泽东把国家、政党的活动与人民的活动,把政策的实施与生产力的发展,把生产力的解放与工作评价、政策检验高度统一起来,从根本上看,是对生产力决定作用的科学认定和具体发挥,深刻体现了在实践意识方面的唯物史观的灵魂,实现了唯物史观和认识论的有机统一。

人的认识总是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和发展的。1952年秋,在国民经济恢复即将胜利完成的前夕,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产生了部分的变化,形成了对社会主义改造步骤的新认识,195312月,公布了在新认识基础上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总路线的提出,正是建国初期经济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它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统一,是一条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

在制定和实施总路线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地对这条总路线的内涵和实质进行了阐述和说明。

19546月,毛泽东在审议和修改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这种有计划地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小农经济分散私有的性质以及农业技术的落后性质之间的矛盾是越来越明显……这是两个带根本性质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的第一个方针,就是实行社会革命,即农业合作化,就必须把劳动农民个人所有制逐步过渡到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第二个方针,即实行技术革命,即在农业中逐步使用机器和实行其他技术改革。”[]他对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论述,开辟了中国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新道路。

毛泽东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总路线就是逐步改变生产关系[]”。毛泽东关于总路线实质的这些论述,说明他强调的重点已转向社会制度的变迁,这就埋下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某些失误的根子。

19539月,毛泽东指出,“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因此,他得出了“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逐步完成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经之路”[]的论断。在这过程中,通过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向资产阶级“赎买”的设想,与此同时,也创造性地实现了对企业的改造与对资本家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1955年下半年到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发展显然过于迅猛,尤其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以生产力发展为依据的初衷发生了实质的转化,走上了不顾客观情况,盲目追求改变生产关系的道路,出现了公有化程度过高造成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失误,以致给后来的工作带来一些问题和困难,但这属于实际工作中的偏差,从方向和总体上看,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还是符合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状况的规律的。

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我国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过程看,在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方面,在指导思想上受“左”倾错误干扰较少,处于正确或比较正确的阶段。

19581月和3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和成都召集工作会议,是党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起点。早在1955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出现了冒进的苗头,经历了反冒进至批评反冒进,直至1958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发动了以“急于求成”思想指导下的“大跃进”,特别是9月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以“大炼钢铁”为中心的以高指标、“浮夸风”为特征的“大跃进”高潮,与此同时,在“急于过渡”和“急于求纯”思想指导下,超越生产力的水平及其发展的客观要求,“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一哄而起,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人民公社化,开始了从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公社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不仅把生产队以至社员的部分财产无偿收归公社所有,而且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刮“共产风”。由于这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基础上人为搞的“穷过渡”,因此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破坏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1959年初,毛泽东发现了党与农民的关系相当紧张,原因在于生产关系的改变走得过远,于是在2-3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正式把公社的核算单位下放到生产队(相当于原高级社的规模)。同时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和按劳分配原则,尽管这些举措并没有突破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定性,但还是退到原来高级社集体所有制的水平,毕竟稳定了生产关系,遏制了愈演愈烈的“共产风”,促进了生产力的某些发展。

实际上,从1958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97月庐山会议前期,党中央和毛泽东曾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指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所有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强调继续坚持和发展商品生产和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尊重价值规律,不允许无偿剥夺农民;允许小集体可以有小私有(如恢复自留地),等等。但1959年由于庐山会议后期错误批判彭德怀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过程,又从19598月继续“大跃进”至1960年冬止。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严重的困难使党逐步清醒过来。1961年召开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党的指导思想和指导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在农村中,进一步调整了人民公社的生产关系,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相当于初级社的生产小队,取消了公共食堂和粮食供给制,采取措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努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

19621-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在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表示,“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应由中央负责,严肃地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接着,中央又检查了在统战和民族工作中“左”的错误,对“大跃进”以来受过错误批判处分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对党派关系、与知识分子关系、民族关系、华侨关系等方面认真进行了政治调整工作,使得政治关系存在的紧张状况有所缓解或大见缓和,从而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带来了积极的变化。到1962年底,我国的经济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

正当全国形势走向明显好转的时候,党内又出现了新的波折。从1962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又发展起来。接着,又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论断,并在1963-1965年的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都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使不少基层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接着,毛泽东发动了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和人民遭受了重大灾难。

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中华民族兴衰的历史课题。以毛泽东为代表以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深深意识到这一根本问题,为寻找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难的探索,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了许多积极成果,但在探索过程中却出现了重大失误,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失。

当我们对探索中的经验教训进行反思时,毛泽东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生产方式辩证运动认识的转向乃及失误,是其主观根源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科学命题的过度发挥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生产力……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生产关系……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有它的真理性。这个论点,毛泽东后来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先要改变生产关系,然后才有可能大大地发展生产力,这是普遍的规律。”[11]这就无视真理的历史具体性,不顾时空转换和条件变化,也由于去掉了命题的先决条件,使真理超越出它的适用范围,成为偏见和谬误[12]。这也就是说,把“一定条件”随意泛化就会出现失误。“大跃进”运动中违背客观规律过分强调主观能动作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不能说与此毫无关系。

(二)政治权力的逆向干预

一般说来,政治权力若是以偏离生产力发展趋势去干预或组织社会生产和社会经济,由于其“对立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历史要求和必然规律,只能造成生产力的衰败和生产关系的混乱。”[13]于是出现了生产力的发展全按政治的运作,或依领导人的注意力和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现象,“左”的失误正是通过政治权力的干预经济社会造成损失和倒退。

 

1976年,一代伟人毛泽东与世长逝,在“文革”中为非作歹的“江青反革命集团”随即垮台,一场持续十年的动荡混乱结束了。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折腾”,国民经济已面临崩溃,人民基本生活已无法维持,整个国家几乎被拖进了死胡同。在这种情况下,从基层群众到最高领导层中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除了改弦更张、矢志革新之外,中国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经过一个短暂时期的思想徘徊和权力交替,特别是通过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解放运动之后,改革者即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掌握住领导地位并开始逐步推行自己的主张。

以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个划时代的会议为起点,我国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在这段历程中,党正确运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思路和指导方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变革和完善必须适应于生产力的状况,有利于生产的发展。”

应该肯定,不管风云如何变化,党中央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关系中,始终是清醒的,科学地处理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关系,从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民也从中看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景和希望。

首先,党始终把改革等变革和调整生产关系作为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着重点和立足点。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贯彻对内搞活、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并为之制订一个宏伟的纲领。指出,我们这场改革的性质,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相互联系的环节和方面……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全会指出,“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14]这是对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初步构想。它的基本要求是: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要使企业充满生机和活力;第三,要促进生产力的发展。1987年召开党的十三大,比较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缺乏应有的活力,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一个同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的模式。经济体制(属于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那些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方面,为生产力的发展清除障碍、开辟道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党从现实生产力水平出发,在生产关系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

在所有制结构方面,积极探索并发展符合我国现实国情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式,实行对内对外开放的方针。这就要求从过去长期实行的“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所有制模式,转变为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方针。这是由于,我国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是比较落后的,多层次的、不平衡的,建立这种生产力基础上的也应当是多种形式,多种层次的,而不应当是单一的。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的决议指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并不存在一套固定的模式,我们的任务是要根据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每一个阶段上创造与之相适应和便于继续前进的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15]”确定了“国营经济和集体经济”是我国基本的经济形式,一定范围的劳动者的个体经济是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对外资在我国社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定位:“合资经营企业、合作经营企业和独资企业,也是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必要的有益的补充”。至此,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理论已具雏形。它在“左”的所有制理论的坚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为尔后对所有制结构问题认识进一步深化开辟了道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理论的认识,首次把私营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写进党的文件。1992年党的十四大指出:“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这从根本上突破了追求单一公有制模式的理论与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理论的重大发展。党的十五大郑重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是对所有制理论认识的新突破,也是对“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方针的重大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16]。不仅如此,而且还提出了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新论断。

在分配原则方面,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这就要求打破过去以来在分配问题上的平均主义,迅速转到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上来。1987年党的十三大,决定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和正确的分配政策。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原则,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分配理论上的新突破。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7]十六大确立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原则,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重要前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形成,2007年党的十七大“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18]

在生产中的地位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19]1982年十二大还提出要在全社会建立和发展体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新型社会关系。这就是国内各民族之间、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干部群体之间、军民军政之间以至全体人民内部团结一致、友爱互助、共同奋斗、共同前进的关系。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20052月胡锦涛同志对此进行了阐述,把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融洽相处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诚信友爱的关系的内涵。2006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求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促和谐的风尚,形成男女平等、尊老爱幼、扶贫济困、礼让宽容的人际关系”;提出“必须最大限度地激活社会活力,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巩固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巩固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20]总之,平等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有效地支持相应的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其次,党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根本和基石。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强调过,革命成功以后要在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并对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作了论述。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进而从根本上制约着社会形态的性质和形式。二是生产力的规模、水平、速度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和整体功能的变化,决定着生产关系量的变构和自组织运动的频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支配生产关系的规律也就不同。”[21]三是生产力的发展是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条件。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是要使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涌现出来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22]

固守前人囿于历史条件所作的含有空想的个别论断,沿袭他国所实践的不成熟不适合国情的间接经验,加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急于过渡”的超阶段的思想影响,加上小生产者的习惯势力和平均主义倾向,使我国“左”的思想影响更严重、更剧烈、更持久,造成了我国经济社会22年来缓慢发展的时期,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由于长时间内我们离开生产力标准的基础上,用空想模式去不断地片面变革生产关系,在否定生产力决定作用的前提下,去孤立地强调生产关系巨大的能动作用;在人为地割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内在统一的状况下,错误宣传公有制生产关系能够自动完全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空想论思想,这些思想束缚和以阶级斗争为纲交错结合,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实际上没有实现,以致痛失经济振兴和经济起飞的多次良机。以上情况,大大增加了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为了尽一切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倾注了大量心血来研究生产力内部的各种矛盾:一方面,通过改革,创造激活生产力的内部机制;另一方面,实行对外开放,开辟生产力发展的外部环境,并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解决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战略及路线方针政策。

邓小平系统地论述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提出了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是我国生产力现代化中的关键。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在拨乱反正的斗争中,邓小平进一步重申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并作了系统论证。他指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而生产资料在历史上都是同一定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劳动力在历史上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的劳动力。显而易见,生产力总是内在地包括了科学技术的。他说,现代科学技术正在经历着一场伟大的革命,几乎各门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新的飞跃。邓小平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3]邓小平进一步论述了科学技术巨大的历史作用,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的思想。

事实证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主导因素。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新论断,深刻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生产中的先导作用,明确了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明确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的重要途径。

在生产力的运动过程中,其内部要素往往呈现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某一要素的重大变革必然会波及、影响其他要素,从而引起生产力的整体变革,形成一种新质生产力。这相对突出的要素也就是这一时期生产力发展的突破口或生长点,即“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实际上预示了知识经济时来的来临。知识经济将改变过去那种资源、资本总量或增量的决定模式,以科技创新的优势弥补资本、资源的劣势,科技创新、知识积累将成为生产力发展显著变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前进最终是由生产力所决定,同时是由先进文化所引导的,是由人民群众推动的基本原理;发展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概念提出了“先进生产力”的思想,指出,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表现和主要标志”,并强调必须注意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科学技术的先导性结合起来,实现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江泽民提出并形成了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协调发展相统一的,独具特色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体系,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他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既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重要论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新社会本质要求的思想。

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发展的前提,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础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的全面生产理论就把人类生产活动看作是一个复杂的结构体系,提出社会生产是包含了人的全部感性的实践活动,这种生产的全面性,“不是想像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24],发展不仅应尊重经济规律,还应尊重社会发展规律及其特点。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这是科学发展观的指导思想,而“五个统筹”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途径。

人的全面发展是“五个统筹”的本质要求,“四个文明”整体推进是“五个统筹”的重要目标,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是“五个统筹”的根基,社会全面发展是“五个统筹”的核心内容,协调发展是“五个统筹”的关键环节,可持续发展是“五个统筹”的重要支撑点[25]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道路、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发展目的和发展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观点,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系统理论或理论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涉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环节等等。这表明,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绝不能只局限于它们自身内部,而必须超越这个范围,找出新路;同时,科学发展观为全面、系统地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柱和指南。

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当生产关系的具体实现形式即经济体制适合生产力状况时,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之,就会障碍生产力的发展。当出现第二种状况时,就必须进行改革,使之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必然性,就在于生产力需要有一种可以使自身得到解放并进一步发展的社会形式。

唯物辩证法指出,任何事物都具有一定的内容和一定的形式。形式虽有促进或阻碍内容发展的力量,但首先是内容决定形式。这就是党在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时始终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和基石的根据,这也是60年来党在处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的经验教训的概括。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6月版,第1430页;1431页;第1431页。

[] 同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6月版,第1431页。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6月版,第1079页。

[]《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6页。

[]《毛泽东传》,上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2月版,第366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第305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1页;第291页。

[]《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6月版,第291页。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6月版,第325-326页。

[11]《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四)》(195912-19602月)《党的文献》,1993年第4期。

[12] 胡潇:《毛泽东之生产方式辩证法思想的理论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2004年第2期。

[13] 胡潇:《马克思的解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6月版,第248页。

[14]《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月)。

[15]《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6月。

[16] 张兴茂:《当代中国所有制结构变迁管窥》,《史学月刊》,200211期。

[17]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2002118)。

[18]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20071015

[19]《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5页。

[20]《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610月版,第23页,第31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2页。

[22]《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8410月。

[2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6页。

[25] 杨鲁慧:《重点与全面:当代中国辩证发展理论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1月版,第3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