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人性”问题的粗浅探索
发布时间: 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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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性”问题的粗浅探索

 

张次愚

 

(一)

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也是自己正确认识和处理问题的“法宝”。它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构成统一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工人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也是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物质世界的任何事物,都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规律。这个对立统一规律具有两重性,是“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相结合,既有其“普遍性”,又有着“特殊性”;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缺一不可,始终共处于事物的统一体。一切事物的存在和发展规律,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这个问题在毛泽东的哲学名著《矛盾论》中,有着详细完整的说明,这里恕不引述。

许多比较复杂,长期存在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问题,只有运用这个科学规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依据历史的真象去分析研究,才能对事物和问题得到科学、全面、完整的答案。下面我想本着这个精神,大胆的探索一下对“人性”问题的认识。所得的粗浅理解,与过去的说法基本一致,但也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因为问题重要敏感,特写出来向大家求教,请予批评指正,以改正错误,进一步深入学习。

 

(二)

关于“人性”问题,我完全同意“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科学概括。回顾人类发展的全部历史,很长时间处于人类从动物界进步分化出来的时期。人们所以能够成为人类,就是因为人们的自然和社会进步使他们具有了与动物界“兽性”根本不同的“人性”,这是区分人类与动物界的主要标志。

过去人们曾说“人是有思想的动物”。虽然也可以说是对的,但失之笼统,不够确切。思想属于意识形态范畴,是人类头脑自然发育形成较高的聪明智慧等,在特定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的客观影响下,升华提高产生的一种理性的广泛概念;特定的社会思想,离不开人类的自然属性,并对人类自然属性的继续进化有巨大作用,但与区分人类和动物标志的“人性”、“兽性”所指的“自然属性”,却有根本的不同。“人性”主要指不同于动物一般生理需求的人类“自然属性”(包括特定社会客观条件的影响交织)构成与动物界“生理驱动”、“弱肉强食”等“兽性”不同的“人性”,例如“头脑聪慧”,“天然平等”,“血缘亲情”,“利益驱动”,“合群趋向”, “惯于笃行”等,都是属于人的“客观实在”。(当然,所举的这些自然属性,也是需要具体论证的。可惜限于本文的篇幅,只得割爱。)其中“原始的自然属性”,就是“人性”的普遍性;特定社会的客观影响,会使这种自然属性的具体表现形式有所变化,就是“人性”的特殊性。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人性”,都是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人性是具体的”,是指两者结合的表现形式总是具体的,不是否认“人性”中始终客观存在着“人性”的普遍性;“没有抽象的人性”,是指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永远以具体人性的形式表现出来。只有这样理解,才真正符合马克思主义“人性”理论的科学精神。中国古代的“人性论”和现代资产阶级的“人性论”,都是错误的抽象人性理论。我们不能因为批判抽象的人性论,批判资产阶级以自己的阶级性,冒充和代替“人性”,而模糊了“人性”普遍性的客观存在,模糊了“人性”两重性的本质,模糊了矛盾统一规律的这个客观真理。

 

(三)

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学者就在探索宇宙的起源、形成、本质等过程中,进入了研究人类自身的问题,并使两者结合形成“天地人三才”,“天人合一”的全面思想,提出了“人性”问题的理论。主要代表有孟子唯心主义、先天道德观念论的性善学说,荀子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仍属抽象人性论的性恶学说等。善和恶都是道德范畴,虽然两者都是人类原始自然属性与当时特定社会生活影响结合形成的,却不能把这种道德观念当成“人性”。孔子当时就曾笼统地正确说过:“性相近,习(指社会生活习惯影响)相远”。但他们的不同,却有着重要共同点:性善论说善是天性具有,仍要靠后天客观环境影响和主观修养努力才能“保持、发扬”;性恶论说天性是恶,却认为通过后天客观环境的影响和人的主观修养努力能够“改变”。所以,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儒家非常强调人们必须努力道德修养,才能从“愚人”、“庸人”、“小人”达到“君子”、“圣人”的标准境界。时间更早的《道德经》要求“圣人恒无心,以百姓心为心”;必须“为学日益”,日益得到增长的丰富知识为基础,指导进行“为道日损”,依据客观规律的要求,修养改造提高自己,“损”去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才能做到完全按客观规律的“道”行事,体现“道法自然”。为了体现道和德的本质统一,还把德也称为“得”,得到了道!均突出地坚持德和才的辩证统一。

 

(四)

“人性”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演变,“人性”必然相应的跟着进化演变。远古时代,由于人类刚从动物界进步分化出来,经历了极其漫长的共同劳动,一起生活的时期。由于生产力低下,剩余不多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是归集体公共所有,人们之间,分工合作,彼此依赖,平等和谐,没有私有制和阶级。考古学发现,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经历了原始家族群婚,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阶段。人们相处,主要是自然属性的血缘亲情维系,相互间自由平等民主,公社的酋长、领导人,都是由全体成员共推、选举产生,各种社会制度都是根据生产和生活的需要,由大家民主决定。在征服自然和人类发展的过程中,流传下来的许多反映当时社会状况的“神话”所歌颂的人,如开天劈地的盘古,炼石补天的女娲,为民除害、指天射日的后羿,钻木取火、改变人们社会生活的燧人,中毒不死、发明医药、教民穑稼的神农,仰观天、俯视地、取诸人、作“八卦”、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伏羲,治理贬滥洪水、救民出险的大禹等,都是改天换地、推进生产、发展思想文化、关心提高人民生活的英雄。他们作为氏族公社负责人所拥有的各种权力和利益,都是公社成员民主赋予的。民主的思想和制度,在中国的古代就有过;在阶级社会和专制统治的后来,做为一种思想,一直通过各种形式流传和发展到今天。这个时期的具体“人性”,当然同刚分化出来时与动物界“兽性”相区别的“人性”,有很大的进步和不同;既有天生自然属性的“人性”普通性,又有原始公社制度客观影响形成的“人性”特殊性。“人性”就是适合当时社会进步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两者是共同存在、缺一不可,体现着人类和社会的共同进步。

 

(五)

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社会进步,剩余的各种生产生活资料愈来愈多,出现了“积累财富”,逐步进化演变为有一定进步的“私有制”,相应的从无阶级社会进入了阶级社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这是社会进步的结果。当然发展到后来,阶级矛盾冲突激化,必然会阻碍社会继续前进,从而统治阶级被新兴阶级推反,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使社会继续前进。

这个过程在中国的历史上,约自公元前廿一世纪的“夏代”,开始了奴隶制社会形成和发展的时期。夏部落的贵族禹,首先打破反映公社公有制选举酋长的“禅让制”,实行反映私有制“传子”的“世袭制”,并建立军队,修筑城池;对内镇压奴隶和平民,对外掠夺奴隶和土地财物,奴役其他部落,形成了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国家。到了“商代”,奴隶劳动成了社会生产的基础,土地私有的“井田制”和“分封制”,做为国家制度巩固下来。氏族奴隶主贵族集体占有土地和奴隶,并对其他氏族的奴隶、平民和属国,实行专政。到了“周代”,奴隶制高度发展,建立了“世袭禄位制”。周王把商及其属国的全部土地和人民,分封给灭商有功的亲族和同盟的诸氏族部落,形成许多“屏藩”,构成周王室的大小诸侯国;各诸侯又分封给自己的“卿”、“大夫”若干“井田”和奴隶、平民,构成“采邑”;采邑内又委派“士”分别帮助管理。周天子把这些与宗法制度联系规定爵位,土地和财产均由嫡长子世袭继承。各代都相应发展了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礼”、“刑”和其他的社会制度,从而保证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完善。过去人们曾认为这些措施标志周代社会已开始进入封建主义的统治时期;现在人们认为又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发展演变和战争动乱,到秦始皇吞并六国,建立秦朝统一的大帝国,我国才建立了以地主剥削农民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社会的独裁统治国家。

封建统治阶级的专政制度,在我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秦朝由于秦始皇的残暴压迫,民不聊生,结果二世而亡。代之而起又经历了汉(前汉、后汉)、唐、宋(北宋、南宋)、元、明、清六个长短不等的主要朝代,都是由于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发展激化,最后广大人民起来推翻了旧的统治者,建立新的朝代继续推动社会繁荣发展。先后曾出现过毛泽东诗词所称谓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郑和七下西洋,康乾等时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繁荣发达的兴盛局面。特别是唐初李世民的“让步政策”和“均田制”等,对整个封建社会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都有相当的影响。中央集权的具体统治形式,也经历了封建专制国家建立和发展的秦汉时代,统一重建和地方割据的隋唐五代,中央集权加强和巩固的宋元明清时代;宋朝是集中于皇帝为首的中央政府,而明则变为集中于皇帝一人,附以咨询内阁和直接指挥的“东厂”(特务机关)。“科举制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影响。长期的封建统治,总的说还是促进了中国的繁荣发展,形成为世界性的大国。只是到了近代,我国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由于封建统治的束缚,未来得及发展,就遇到了强大的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清政府腐败无能,卖国求荣;虽然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仍陷入军阀统治,终于落入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落后灾难境地。

在阶级社会中,人们与原始公社时期又有很大的不同,被分成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类阶级之间虽然在每个朝代初、中期的相当时间内,仍然具有共同的利益,共处于特定社会制度的统一体内,但终久由于根本利益存在着基本矛盾,最终还是激化对抗起来,形成了改朝换代的变化。不论是奴隶主阶级同奴隶阶级、平民阶级,还是地主阶级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他们之间做为与动物“兽性”相区别的“人性”普遍性,还是共同存在着的;但是,由于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根本利益的不同,在这种对抗性社会制度下各自的“人性”特殊性,必然受各自的阶级影响,产生了不同和对立。以阶级性为主构成的被剥削阶级的“人性”特殊性,与“人性”普遍性的不同,不是很多很大,两者的辩证统一还是明显的。剥削阶级的“人性”特殊性,与“人性”普遍性虽然存在了很大的矛盾和不同;但是,从根本上说仍然不能否定“人性”普遍性的客观存在,因为阶级性的特点,都是在自然属性的人性普遍性基础上发展起来,不能完全改变“人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本质,只是出现以阶级性为主的“人性”特殊性,会有许多违反普遍“人性”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存在。

 

(六)

对待任何阶级的阶级性,都应有符合社会发展的科学评价。这要有两条客观标准:一条是看它所处的历史地位,对特定社会是起进步作用还是阻挠作用;起进步作用就肯定,起阻挠作用就批判反对。再一条看它是否符合“人性”的普遍性,符合就肯定,矛盾违反就批评反对。不能因为剥削阶级的阶级性存在许多违反“人性”普遍性的地方,就否定它仍然是在“人性”普遍性的基础上演变形成的,更不能抹煞“人性”普遍性的仍然客观存在,改变“人性”的“两重性”本质。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有原则的说明:“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在“人性”问题上的具体应用来说,可以分不同层次来分析:对整个“人性”来说,人性的普遍性属共性,人性特殊性的阶级性属个性;在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阶级性属共性,各个阶级不同的阶级性属个性;就一个阶级来说,整个阶级的阶级性属共性,阶级内部个人的特点属个性。所以在阶级社会里,如果否认“人性”普遍性的客观存在,不仅违背了客观现实,而且势必会陷入承认剥削阶级“吸血鬼”特点决定的“人性”特殊性“完全合法”的“泥坑”,放弃了反对剥削阶级违反“人性”、“人道”、“人权”等反动本质的有力武器。剥削制度,虽然是特定社会的一种进步成果,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最后却会变成完全阻挠社会发展和违背“人性”,并被广大人民反对、打到的反动制度。我们就是应该理直气壮的根据“人性”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的科学本质,去谴责、揭穿它们阶级性的丑恶伎俩和反动本质。“人性”的普遍性并不是抽象的,在阶级社会它具体反映着阶级性,是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人性”阶级性,它绝不能离开和否认“人性”普遍性。只有在阶级社会中肯定“人性”普遍性的客观存在,才能更好的揭露剥削阶级阶级性的反动实质!“人性”是永远不会改变自己这种两重性本质特点的。

 

(七)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来说,随着封建社会的全面发展,出现了生产力更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随着封建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广大人民群众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展开了反对封建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并取而代之。这段历史的发展,欧美比较典型。从公元十四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兴起,至十六世纪末到十八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步确立和资产阶级在一些国家取得政治统治,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了前所未有的积极作用,《共产党宣言》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资产阶级在反对“君权神授”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时,提出了“天赋人权”的思想,反对皇权和神权;提倡“个性自由”,争取“人性”解放,主张以“人学”代替“神学”,发展创立了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统治制度和系统的“人性”理论。但是,他们在所主张的“人文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等思想中,宣传资产阶级“人性论”,以反映资产阶级私利的阶级性做为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否定“人性”普遍性的存在,为反对革命人民,侵略奴役其他国家和人民,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制造理论根据。事实上,从“人性”的角度来说,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想,都是离不开人类自然属性大脑的聪明智慧,比动物“兽性”有更高发展的“人性”为基础的。阶级性的构成与特点,离不开“人性”普遍性的“利益驱动”、“合群趋向”等特性;开展反对封建统治的革命斗争,建立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也是从“人性”普遍性的“利益驱动”,“惯于笃行”等发展起来;所谓开明进步的“民主政治”的各种具体形式和制度,同样离不开“人性”的“天然平等”特性和以“利益驱动”形成高度私利化的不同集团相互“妥协”形成的,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具体形式也是有区别的。这里尽管只是简要的举几个例证,已经可以说清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即其“人性”的特殊性,是不能离开“自然属性”的“人性”普遍性的。更何况在资本主义社会,还同时存在着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种小资产阶级,它们均有各自与资产阶级不同的阶级性,其阶级性也都是在“人性”普遍性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们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人性”,都广泛的客观存在着,怎能胡说只有反映资产阶级私利的“人性”特殊性,才是“普世价值”的“人性”?!就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本身,也同样包含着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两重关系;不能把其具体形式的特殊性,也冒充其有普世价值的普遍性。这种否定资本主义社会仍有真正具有普世价值的“人性”普遍性存在,否认“人性”永远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本质的说法,确实是一种荒谬绝论的籍口。发展到今天,这个谬论更成为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别国内政,策动“颜色革命”的“大棒”,“违反人性”,“侵犯人权”的帽子满天飞,把自己的“私利”冒称“普世价值”的真理,用各种手段“诱人”和“逼人”施行。有些国家,盲目接受推行,确已蒙受其害。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既肯定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历史上曾起过进步作用,又批判这一理论的错误和反动本质。这也是当前从思想的高度,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右翼政客,学者们“霸权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八)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分配,经济利益多元化形成的多元化思想,实际已存在的贫富差距超出了社会主义制度允许的程度,不少官员的贪腐变质引起广大群众的严重不满等,说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民内部存着相当程度的各种矛盾,严重地考验着党的领导和执政。但由于我们建设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一致,是我们始终不渝的最高目标。通过改革开放,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建设的客观现实相结合的实事求是精神,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改革各种不适合中国特色的旧思想、旧制度、旧做法;开放国门,向一切国家的先进经验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技术、管理、人才等,通过合作,“拿来主义”,“敢付学费”,为我所用。加上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各阶级有着亲密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影响,所以各个阶层和阶级能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实行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政治协商、互相监督和区域民族自治的民主政治模式,全心全意的依靠全国人民,实行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基本制度。全国人民的各种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在“全面建设”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得到正确处理和解决。因此,广大人民的基本“人性”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明显结合为一体,不可能、也不会有根本矛盾的阶级利益和完全不同的“人性”。

我国的工人阶级当然有着自己的“阶级性”,但是由于工人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中国工人阶级的具体“人性”,同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性”普遍性和特殊性都是基本一致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追求的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所以得到了各个阶级、阶层广大人民的拥护,他们都成为社会主义的积极建设者。这是我们党能够领导和执政的社会基础,也是我们以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为重点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执政党,要带领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同时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完全体现“全心全意为人民”的宗旨。在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体系中,邓小平提出要以“三个有利”为衡量标准;江泽民进一步强调以“三个代表”为目标;当前胡锦涛阐述的“科学发展观”指导方针,明确“以人为本”是核心,使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传统群众路线,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要具体做到“发展是为了人民,发展要依靠人民,发展成果要由人民共享”;必须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高度,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明确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建设的最终目标;要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强调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实现民利。要求各级干部“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等,“自觉抵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消极腐朽思想侵蚀”,“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把各方面的积极性引导好、保护好、发挥好”;使各族的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这就必须要更好学习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搞好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成果武装头脑,更深入的落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充分体现工人阶级的“人性”与全体人民“人性”的一致。

我们共产党讲党性,非常强调共产党员的党性修养。实际上共产党员的党性,就是工人阶级阶级性的最高体现,也可以说是工人阶级“人性”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最高表现。党中央和胡锦涛总书记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建设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经验,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明确阐明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本”理论,它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来,资产阶级所创立的“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等思想有着原则区别。马克思主义的人学和人本理论,理所当然包括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理论。人性和利益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是不可绝然分开的,工人阶级根本利益所决定的阶级性,自然也就成了工人阶级“人性”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讲阶级性也就是在阶级社会讲“人性”,而不是否定阶级社会仍然存在“人性”普遍性;承认“人性”普遍性的存在,也不会否定“人性”特殊性的阶级性存在,不会改变“没有抽象的人性”的科学论断。

 

 

2009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