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东方基本思维模式的哲学表达
发布时间: 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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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东方基本思维模式的哲学表达

         ——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的《新解》与《再思考》

                                                           

林可济

 

内容摘要季羡林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文明的的主导思想,是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西方文化是以分析思维为基础,现在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走向衰竭了。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键词:天人合一  东方  西方  综合  分析

    

季羡林先生(19112009)是北京大学的资深教授。19541958年虽然我曾经就读于该校,也知道他的名字,但季先生是在东方语言文学系,我却在哲学系,因而无缘谋面。毕业之后,陆陆续续拜读了他的一些独具风格的散文。记得在一篇文章中,他说他自己“禀性愚鲁,不善于作邃密深奥的哲学思维”。[1]也许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专业的缘故吧?在最近几年许多出版社出版的、冠以不同书名的季先生的文集中,有两篇文章特别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两篇文章毫无疑义都是属于哲学方面的。一篇是《“天人合一”新解》(写于19921122日),另一篇是《关于“天人合一”的再思考》(写于1993919日)。它们被收集在季羡林研究所编辑的《季羡林说国学》一书的“国学漫谈”中,由中国书店20074月出版。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而又耳熟能详的哲学命题。正是这样一个命题,却让自称“不善于作邃密深奥的哲学思维”的季先生,说出了许多即使是以哲学研究为专业的人,读后也会大开眼界的新见解,这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文明的的主导思想,

是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

“天人合一”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季先生很赞成这句话,他列举了孔子、孟子、董仲舒、程颐、张载、老子、庄子、墨子等人对这个思想的相关论述,认为这个命题不限于儒家,它“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含义异常深远的思想”。[2]他还引用张载《西铭》中的“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那一大段话,说明张载是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命题的宋代哲学家。季先生指出,在主张“天人合一”的哲学家中,对这个命题的理解却很不一样;他还以一些现代哲学家为例,指出他们对“天人合一”这个重要命题的认识并不到位。季先生着重介绍了钱穆(宾四)先生对“天人合一”的看法,全文引述钱穆先生在1990所写的《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3],然后说:“我完全同意宾四先生对这个命题的评价:涵义深远,意义重大”。不同之点在于:钱先生是把“天”理解为“天命”,把“人”理解为“人生”;而季先生认为,“天”就是大自然,“人”就是我们人类。[4]

季先生根据他对“天人合一”含义的上述理解,进而对这个思想在整个中华民族,在东方各个民族的思想史中所占的地位与作用,做出如下几个方面的阐明:

1、以往人们所理解的“天人合一”,似乎仅在汉族这个范围内,季先生突破了这个局限,把它扩大到包括少数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季先生说,中国文化是56个民族共同创造的,但他过去讲“天人合一”时,因为没有具体的资料,所举的例子都是汉族的,没有涉及到少数民族。不久前,李国文先生把所著《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送给季先生,季先生阅后最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动物崇拜型的世界血肉整体联系说”。季先生引用东巴经《虎的来历》中的一段话:“……大地上很好的老虎,虎头是天给的。虎皮是大地给的。虎骨是石头给的。虎肉是土给的。虎眼是星宿给的。虎肚是月亮给的。虎肺是太阳给的。虎心是铁给的。虎血是水给的。虎气是风给的。虎的声音是青龙给的。虎爪是大雕给的。虎胆是胜利神和白牦牛给的。虎耳是豺狗给的。”[5]无需任何解释,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跃然纸上。

不仅中国各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属于中国文化,而且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中国文化的范围。“儒家、道家是传统文化,佛家也是啊,把佛家排除在外,是不对的。”[6]为了说明佛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季先生举出一例。1993年季先生应韩国东国大学佛教学院院长吴亨根之邀,在北大给该学院的“佛教访华代表团”做了一次报告,讲的就是“天人合一”思想。吴亨根教授后来给季先生写了信。信中讲“天人合一”思想和大乘起信论中的“色心一如”思想是相通的;还说,中国僧肇大师所说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是东方思想的最极至。[7]

2、“天人合一”思想不仅中国有,东方诸多国家也有,是东方文明的的主导思想。在这两篇文章中,季先生以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为例,说明“天人合一”思想在东方国家是普遍存在的。

季先生指出,印度古代思想派系繁多,但其中影响比较大、根底比较雄厚的是“人与自然合一”的思想,只是所用的名词不同。中国把大自然称为“天”,而印度则称之为“梵”brahman);中国的“人”,印度称之为“我”(Atman,阿特曼)。中国讲“天人”,印度讲“梵我”,意思基本一样。印度古代有句名言:tat tvam asi ,表面上的意思是“你就是那个”,而真正的含义是“你就是宇宙”(“你与宇宙合一”)。宇宙,梵,是大我;阿特曼,我,是小我。《奥义书》中论述梵我关系时,经常使用一个词Brahmatmaikyam ,意思是“梵我一如”。作为现象界的“我”(小我),和那真正实在的最高本体的“梵”(大我),两者在本质上就是同一个东西。据此,季先生认为,“这一套理论无非是说梵我合一,也就是天人合一,中印两国的思想基本上是一致的。”[8]

日本是深受中国宋明理学影响的国家,他们对于“天人合一”思想并不陌生。季先生以不久前他收到的一本书的内容为证,说明了这一点。该书是日本神户大学教授、哲学和日本学专家仓泽行洋博士的新著,书名为《东洋与西洋》。季先生请人将其中题为“万物与我一体”这一部分,从日文翻译为中文,抄录在他的文章中。仓泽行洋博士的书中也讲到印度人所说的“梵我一如”,指出,“这里就是讲我与梵,自我的本体与宇宙的原理是相同之物。日本明治时代的某位学者把它称为‘梵我一如’。奥义书思想之本就在于‘梵我一如’这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表现。‘梵我一如’也是我、人与人以外的万物完全相同的另一种讲法。”此外,仓泽行洋博士还引用中国古书《碧岩录》中的“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这句话,以及《庄子》书中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皆一,万物一齐”等话进行论证,说明“包括人类在内的万物从本质上看都是相同的。”[9]

朝鲜有比较悠长的哲学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有自己本土的哲学思想,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影响。中国儒家的“天命观”早在三国时期就已传入朝鲜,到了高丽末李朝初期,作为宋代理学基础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朝鲜占了上风。这时期出现了一批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提出了一些关于天地万物之理的论述,而明确地提出“天人合一”思想的是权近(13521409)。他反对天人相胜论,提出天人相类、相通的学说,他用图表来解释哲学思想,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人心性合一”图。“因此我们可以说,这种东方特有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朝鲜哲学史上也是比较明确的。”[10]

根据以上的事实,季先生认为,“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思想的普遍而又基本的表露”,是东方哲学思想的重要特点。[11]

3、“天人合一”思想是东方综合的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季先生把“天人合一”思想提高到思维模式来论述,认为,东方的思维模式是综合的,是“合二而一”的;西方的思维模式是分析的,是“一分为二”的。“天人合一”这个命题“正是东方综合思维模式的最高最完整的表现”。 [12]

季先生在就郑敏教授的文章发表意见时,进一步阐述了这个看法。郑敏教授的文章题目是:《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辨〉的震动与困惑》。雪莱(17921822)是英国浪漫主义诗人,他在《诗辨》中,以诗人的敏感,预言了西方工业发展的恶果;并且主张以“爱”来医治人的创伤,以“想象”来开拓人的高尚,以“诗”来滋润久旱的土地。郑敏教授读后感到震动与困惑,季先生对之十分赞同,并且说:“拯救全人类灭亡的金丹灵药,雪莱提出来的是想象力、诗和爱,我们东方人提出来的是‘天人合一’的思想,殊途同归,不必硬加轩轾。”[13]

郑教授的文章中谈到了“分析”与“综合”这两种思维模式,分析表现为知性(理性)、分析力、结构主义;而综合则表现为悟性、想象力、解构思维。分析力的发展产生了人对自然的强烈欲望,它集中表现为科技;而想象力发展的走向是超越物质世界,走向无拘束、无边无际的精神世界,集中表现为诗和哲学。[14]一般而言,“结构主义”带着浓厚的崇尚科学的客观性的倾向,企图将文字、语言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纳入结构符号系统的世界,从而使之脱离人性及主观想象力而独立存在;而“解构思维”则与之相反,它反对定型的、僵化的系统和抽象,它吸收了东方的“道”、“无”等思维。季先生在引述了郑教授的观点后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纯的东西,东西方都是既有综合思维,也有分析思维。但是,从宏观上来看,从总体上来看,这两种思维模式还是有地域区别的:东方以综合思维模式为主导,西方则是分析思维模式。这个区别表现在各个方面。东方哲学思想的特点的‘天人合一’思想,就是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15]

季先生的结论是: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中有不少好东西,“天人合一”就是其中最重要之一。他以特别强调的口气说:“天人合一”思想“非常值得注意,非常值得研究,而且还非常值得发扬光大,它关系到人类发展的前途。”[16]既然事关“人类发展的前途”,当然不能等闲视之,而“注意”、“研究”的目的,正是为了“发扬光大”。那么,如何发扬光大呢?这就涉及到东西文化体系的相互关系这个大的题目了。

东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人类文化发展的前途

作为国际著名的东方学家的季先生,把“天人合一”思想放在全球的背景下,从世界发展的未来趋势来研究,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也是他对“天人合一”的新解之所在。

季先生认为,人类文化的产生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那种“欧洲中心主义”是错误的。自从有人类以来,共形成了四个文化体系:一、中国文化;二、印度文化;三、从古代希伯来起,经过古代埃及、巴比伦,以至阿拉伯文化的闪族文化;四、肈端于古代希腊、罗马的西方文化。前三者都属于东方文化,所以,四个文化体系又可以归结为两大文化体系: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

西方文化主张向大自然穷追猛打,暴烈索取。在一段时间内看来似乎是成功的,大自然被迫满足了他们的生活的物质需求,因此有点忘乎所以,飘飘然、昏昏然以“地球的主宰自居”,最后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平衡惨遭破坏。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看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却不一定有很多人把这些弊害同西方文化挂上钩。然而,照我的看法,这些东西非同西方文化挂上钩不行。”[17]

东方文化的主导思想是主张与自然万物浑然一体,同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以综合思维为基础的“天人合一”这个命题,就是这种态度在哲学上的凝练的表述。

季先生援引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Toynbee所著《历史研究》Historical Studies)中的观点,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发展趋势。汤因比把人类在几千年的历史上所创造的文明归纳为23种或26种,指出“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一条”,任何文明都不能万岁千秋,永垂不朽。[18]季先生把人类文明归纳为五个阶段:诞生、成长、繁荣、衰竭、消逝,认为,西方文化经过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繁荣期之后,现在已经呈现出强弩之末之势,走向衰竭了。

季先生指出,面对西方文化出现的困境,“有没有挽救的办法呢?当然有的。依我看,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人们首先要按照中国人,东方人的哲学思维,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同大自然交朋友,彻底改恶向善,彻底改弦更张。……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人类社会进化的规律能达到的目标,就是这样。”[19]

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个论断是季先生的著名的论断,在许多场合反复地说过。但学术界对此的认识并不一致。李慎之先生就是该论断的反对者。

李慎之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哲学的精神》文章中说:当今世界上有一批在各种学科居于领导地位的科学家认为,“只有发展科学,发展技术,发展经济,才有可能最后解决环境问题。决不能为保护环境而抑制发展,否则将两俱无成。我是赞成他们的意见的。”[20]对此,季先生不以为然,认为科学决非万能,“科学主义”那一套是靠不住的。虽然我们不能为了保护环境而抑制科学和经济的发展,“但是,处理这个问题,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而这个指导思想只能是东方的‘天人合一’的思想。”[21] 季先生赞同李先生关于“人类已经到了全球化的时代,各种文化的融合已经开始”的说法,但是,在“怎样融合”的问题上,季先生与李先生存在着意见分歧。季先生说:“他(指李慎之先生)的论点看样子是东西文化对等地融合,不分高低,不分主次,像是酒同水融合一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平起平坐,不分彼此。这当然是很理想的,很美妙的。但是,我却认为,这样的融合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倒不是因为我们要争一口气。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22]

然而,在这里有一个十分关键而又无法廻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也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难道它就有什么“特权”,因而不受上述五个阶段的制约吗?季先生的回答是:东方文化没有什么“特权”,也要受到五个阶段的制约。“但是,中国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有过几次‘输液’或者甚至‘换血’的过程。印度佛教思想传入中国,是第一次‘输液’。明清之际西方思想传入,是第二次‘输液’。五四运动也可以算是第三次‘输液’。有这样几次‘输液’的过程,中国文化才得以葆其青春。这样的‘输液’,西方文化是不明显的。……这是东西方文化最显著的区别之一。”[23]这就是季先生坚持认为“融合必须是不对等的,必须以东方文化为主”的重要根据。

平心而论,季先生的上述看法,特别是关于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论断,人们未必都能认同,可以见仁见智;但是,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包括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越来越多地提出要向东方文化学习,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郑敏教授的文章中举出了费诺罗萨(Fenollosa)、庞德(Ezra Pund)对中国文字和古典文学感兴趣,以及卡普拉(Fritjof Capra)和海德格尔(Martin  Heidergger)想以东方文化“作为一种良药来疏浚西方文化血管中物质沉淀的阻塞”等等,都能说明这一点。据此,季先生说:“西方向东方学习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西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都曾掀起向东方学习的高潮。其中原因实在值得我们认真去思考。”[24]正因为这样,季先生认为,历史上曾有过“三十年河东”,现在正是“三十年河西”,未来将会再来一个“三十年河东”!

余论:两位张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关论述

在研读季先生的文章时,我不禁想起两位张先生对“天人合一”思想的有关的论述,他们的观点对于人们进一步理解“天人合一”,也许是有益的。一位是中国哲学史专家张岱年先生,另一位是西方哲学史专家张世英先生。他们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都是我的老师。因为季先生在列举现代哲学家关于“天人合一”论述时,未提及他们,故在此略作补充。

张岱年先生早在1937年写成的《中国哲学大纲》一书中,曾以两章的篇幅,详细论述了“天人合一”思想,此书于1958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在《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写于199377日)一文中,认为,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主要包括四项基本观念: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刚健有为,以和为贵。其中“天人合一”被列为第一项。他说:所谓“天人合一”,在历史上不同的思想家用来表示不同的含义。如果采用新的术语,“天人合一”就是“人与自然的统一”或“人与自然的一致”。“这‘天人合一’的观念与西方所谓‘克服自然’、‘战胜自然’有很大的区别。在历史上,中西不同的观点各有短长,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改造自然的辉煌成绩,但也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时至今日,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统一,确实是必要的了。”[25]

张世英先生在《哲学导论》、《新哲学讲演录》等有关著作中指出,在人与世界的关系,或人对世界的态度问题的看法上,可粗略地分为两个层次、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层次,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内在关系。借用中国传统哲学的术语,这就叫“天人合一”。第二个层次,是把人与世界万物看成是彼此外在的,并且以我为主体,以他人、他物为客体,用西方哲学现成的术语,就是“主客二分”的关系。如果把中、西哲学史综合起来看,上述两个层次的关系,大体上表现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以原始的“天人合一”为主导的阶段,这时整个人类思想的发展尚处于主客不分为主导的状态。古希腊早期的自然哲学以及中国古代以“天人合一”为主导的传统哲学,都属于这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以“主客二分”关系为主导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作为主体,要占有或消灭自身以外与自己对立的、作为客体的现成外物,认识论问题成为哲学的中心或重点。西方近代从笛卡儿到黑格尔的哲学都属于这个阶段。中国明清之际以后的近代哲学家中,王船山是第一次比较明确提出了类似“主客二分”主张的哲学家。第三个阶段,是经过了“主客二分”式思想的洗礼,包含“主客二分”在内、而又“扬弃”了“主客二分”式的高级的“天人合一”。 黑格尔以后大多数西方现当代哲学家,特别是人文主义思潮的哲学家(海德格尔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都企求达到一种类似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否定之否定,是在高级的水平上,向“天人合一”的复归。[26] 张先生还认为,由于中国古代哲学缺乏明确的“主客二分”观念,不重视认识论的研究,从而影响了科学的发展。所以,我们在批判地吸取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合理之处的同时,“要避免其不重主客关系思维方式的认识论、方法论的缺点,把西方近代的主客关系思维方式补充进来(也包括发掘和阐发中国的天人相分的思想),使两者相结合。”[27] 走出一条既与西方现当代哲学相通,而又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点的哲学发展之路。

张先生不仅将“天人合一”思想与综合思维方式相联系,而且把它作为本体论的命题,以之与“主客二分”相对应。分析与综合之别,不仅与地域差异有关,也是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反映。分析思维方式只是在西方的近代大行其道,西方现当代哲学已经逐步趋向高级的“天人合一”了。在当今时代的中国和东方各个民族,也不是原封不动搬用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就能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而应在吸收并扬弃“主客二分”的基础上,实现高级的“天人合一”。

季先生提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时说,黑格尔关于事物发展的公式是:正——反——合,而他的公式是:正——反——正。[28]那么,第二个“河东”是第一个“河东”的简单重复,还是在高级水平上的复归?显然,季先生并不认为是前者,如果是后者,为什么又强调与黑格尔的区别?季先生的观点与张世英先生的上述观点是否存在差别?细心的读者自会分晓,而无需我在这里做“班门弄斧”式的饶舌了。

注释

[1]季羡林:《记张岱年先生》,载《皓首学术随笔·季羡林卷》,中华书局,2006年,第86页。

[2] [4] [8] [11] [12] [16] [17] [19] 季羡林:《“天人合一”新解》,载季羡林研究所编:《季羡林说国学》,中国书店,2007年,第3548页。

[3] 载刘梦溪主编:《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

[5] 李国文:《东巴文化与纳西哲学》,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5116页。

[6] 季羡林:《中国文化是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载《季羡林说国学》,代前言,第2页。

[7] [10] [13] [15] [21] [22] [23] [24] [28] 季羡林:《关于“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载《季羡林说国学》,第4968页。

 [9] 仓泽行洋:《东洋与西洋》,日本大阪东方出版社,1992年,第5254页。转引自《季羡林说国学》,第5152页。

[14] 郑敏:《诗歌与科学:世纪末重读雪莱〈诗辨〉的震动与困惑》,《外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

[18] 汤因比:《历史研究》,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4348页。

[20] 李慎之:《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2期。

[25] 张岱年:《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载《中国精神——百年回声》,深圳海天出版社,1998年,第427429页。

[26] 张世英:《新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334页。

[27] 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