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与《文选》学研究
发布时间: 201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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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侃与《文选》学研究

 

穆克宏

 

内容提要:黄侃是近代著名学者。他熟读《文选》,并对《文选》学有深湛之研究。本文就其《文选平点》论述他对《文选》校勘、批注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近代《文选》学史的一座里程碑,为《文选》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黄侃  文选  研究

 

黄侃(1886-1935),字季刚,晚自号量守庐居士,湖北蕲春人。现代著名的音韵训诂学家、文学家。曾师事章太炎,习音韵训诂之学,又从师刘师培,受其家传经学。故其长于小学、文学与经学。历任武昌高等师范、北京大学、东北大学、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教授。著有《文心雕龙札记》《黄侃论学杂著》《说文笺识》《广韵校录》《尔雅音训》《文字声韵训诂笔记》《文选平点》等。

黄侃读书治学十分勤奋、认真。汪东《蕲春黄君墓表》说他“为学,严定日程,贯彻条理。所治经、史、小学诸书,皆反复数十过,精博孰习,能举其篇叶行数,十九无差忒者。”黄侃读书有计划、定日程,重要的经、史、小学著作大都反复阅读多次,对自己的要求极其严格。汪东所述,皆为事实。黄侃《阅严辑全文日记》卷二“戊辰五月三日辛卯”说:“余观书之捷,不让先师刘君,平生乎加点识书,如《文选》盖已十过,《汉书》亦三过。注疏圈识,丹黄烂然。《新唐书》先读,后以朱点,复以墨点,亦是三过。《说文》《尔雅》《广韵》三书,殆不能计遍数。”正证明汪东所言不虚。其姪儿黄焯说:“焯窃观先生圈点之书,数当以千计,经史子文诸专籍无论已,即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史稿》两书论之,即达七百余卷。至于能背诵之书,不止如先生所述《说文》《文选》数部而已,如杜工部、李义山全集,几皆上口,即词曲中能吟讽者亦多,博闻强记,盖兼具所长。”[1]黄焯受业黄侃,其所述自然可靠。黄侃天资聪慧,读书刻苦,故其著作大都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是我们今天进行学术研究常常需要参考的重要著作。

黄侃的学术研究是多方面的,本文论述的是黄侃对《文选》学的研究。

黄侃学习和研究《文选》多年,有多次《文选》批注本,未见有《文选》研究专著问世。我所见到的黄侃《文选》批注本有:①其长女黄念容整理的《文选黄氏学》,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77年出版。②其侄黄焯整理的《文选平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③其子黄延祖整理的《文选平点》(重辑本),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黄念容的丈夫是黄侃门人潘重规教授,潘氏迻录本时间是庚午(1930),此后黄侃可能时有批注,潘氏则不断迻录,故内容较为丰富。黄焯是古典文学专家,武汉大学教授,他曾亲聆黄侃之讲授,多年整理黄侃遗稿,其所录批注当真实可靠。黄延祖是工科教授,对《文选》并无研究,他的贡献是将黄念容的《文选黄氏学》与黄焯的《文选平点》重辑为一,力求保存黄侃批点《文选》之全貌。本文的论述主要以黄延祖重辑本为依据。

黄侃对《文选》有深湛之研究,其《文选平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两个方面。

一、校勘

古书在传抄、翻刻的过程中常常会产生一些错误。所以,古书需要校勘。叶德辉说:“书不校勘,不如不读。”(《藏书十约》),话虽说得过分一些,却也有道理,因此,前人十分重视校勘工作。

黄侃对《文选》的校勘十分仔细。他首先吸收的是何焯的校勘成果,因为他认为:“清世为《文选》之学,精该简要,未有超于义门者也。”[2]至于汪师韩《文选理舆》、余萧客《文选音义》《文选纪闻》、孙志祖《文选理学权舆补》《文选考异》《文选李注补正》、胡克家《文选考异》、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张云璈《选学胶言》、薛传均《文选古字通疏》、胡绍煐《文选笺证》等都用来参校。以上各家有关《文选》的著作,在清代都是有代表性的。黄侃校勘《文选》吸收了他们的成果,说明黄侃对《文选》的校勘是带有总结性的特点。值得我们重视。他说:“建安以前文皆经再校。杨守敬抄日本卷子本,罗振玉影印日本残卷子本已与此本校,又五臣、六臣皆宜对校。”[3]这是说,《文选》中建安以前的诗文已校过两次。杨守敬抄日本卷子本、罗振玉影印的日本残卷子本已与此本校过。杨守敬抄日本卷子皆古抄《文选》三十卷本,今残存二十一卷,无注。罗振玉影印的日本残卷子本指《文选集注》一百二十卷本,罗振玉1918年影印十六卷,今存二十四卷,200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书名《唐钞文选集注汇存》。黄侃认为,五臣、六臣皆宜对校。五臣本今存完整的只有陈八郎本,与黄氏所持底本湖北崇文书局翻刻鄱阳胡氏刻本《文选》对校,比较简单。如果以胡刻本《文选》与六臣注《文选》对校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六臣注《文选》有明州本、赣州本之别,对校起来,工作任务繁重。所以只是说“宜对校”,而自己未能完全做到。

黄侃熟读《说文》《尔雅》《广韵》,精通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所以他的校勘,质量很高。现在请看下面的例子:

    《文选》卷四十三,孔稚圭《北山移文》:“驰烟驿路。”《文选平点》云:“先叔父尝语焯云:路或雾之讹,盖雾先讹作露,再讹作路,而驿路又属常语,遂莫知改正也。检《王子安集》,驿字每作动词用,则驿雾与驰烟对文,非与山庭为对文也。王勃《乾元殿颂》,‘寻出缒阾,驿路驰烟。’疑即本孔文,驿与驰为对举字,如驰魂思是也。”

昔日读《文选》李善注,“驰烟驿路”,无注。查梁章钜《文选旁证》、朱珔《文选集释》、胡绍煐《文选笺证》等,皆无注。后来翻阅一些当代注本,如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教研室选注《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参考资料》注云:“驿路,犹言写路、大路。此指周颙所经过的路。”[4]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注云:“驿路,通驿使的大路。”[5]袁行霈、许逸民主编《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二册注云:“驿路,大路。”[6])各本所注皆相同,似可成为确解。但是,以上编者都忽略了黄侃于1922年提出的新解。这个新解是正确的,黄侃门人徐复教授说:“阅影宋本《太平御览》卷四十一引《金陵地记》所举孔文首四句,正作‘驰烟驿雾’,知宋人所见本,尚有不误者,可以证成师说,而洵属快事。”[7]我要补充的是,《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三刘良注云:“驿,传也。谓山之英灵驱驰烟雾,刻移文于山庭也。”这个理解是正确的,黄侃提出新解,可能受到刘良的启发。

又《文选》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然陵一呼劳,军士无不起,躬自流涕,沬血饮泣,更张空拳,冒白刃,北向争死敌者。”黄侃云:“‘起躬’犹起身也。‘躬自流涕’则不词。‘自’盖衍文。旧以‘士无不起’为句,则自‘沬血饮泣’以下四均无主格,末句‘者’字独立不住,宜以‘士无不起躬流涕’为句,直冠下四句,‘自’为衍文,当由一本‘躬’作‘身’,或将‘身’字注‘躬’字下,后遂误为正文,故衍耳。《汉书·司马迁传》无‘自’字可证。”这里,黄侃用理校的方法,校出‘自’字为衍文。在校勘的四种方法中,理校最难。校书者必须具有很高的语言和文学素养,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著名史学家陈垣说:“此法须通识为之,否则卤莽灭裂,以不误为误,而纠纷愈甚矣。故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此法。”确实如此。黄侃在理校之后,又以他校的方法,引用《汉书·司马迁传》加以证实。校勘的结果更是确凿无疑了。上一例,黄侃校出“路”当作“雾”,也是用的理校方法。其门人徐复教授,引用《太平御览》所引《金陵地记》,加以证明,这也是以他校的方法加以肯定。其结果也是十分可靠的。以上二例可以看出黄侃的校勘具有很高的水平。

又《文选》卷十二,木华《海赋》:“   眇蝉蜎。”黄侃云:“下抄本有‘珊瑚琥珀,群产相连,砗磲碯,渊积如山’十六字。”日本所藏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今存二十一卷,是珍贵的校勘资料。黄侃校出比现存《海赋》多出十六字,这是对《文选》校勘的一大贡献。黄侃曾在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卷六末有《题记》云:

    《海赋》多出十六字,不但六臣所无,何、余、孙、顾所未见,而杨翁藏此卷子于箧衍数十年,殆亦未发见矣。岂徒《神女》玉王互讹,证存中之妙解;《西京》戈弋不混,验屺瞻之善雠乎?且崇贤书在,北海解亡,此编原校引书,独有臣君之说,是则子避父讳,其为北海之作,焯尔无疑。陆善经见之,此卷子引之,逸珠盈,何珍如是。行可能藏,侃能校,皆书生之幸事也。  季子侃题记。

按卷子本《文选》,为武昌徐行可(徐恕)所藏。以上题记是从屈守元《文选导读》转引的。此则题记涉及四个问题。

    (一)《海赋》多出十六字问题,这十六字,胡刻本《文选》没有,六臣本、五臣本《文选》没有,何焯、余萧客、孙志祖、顾千里等选学家从未见过,藏有此卷子的杨守敬亦未发见。韩国奎章阁本六家《文选》,其李善注底本为宋天圣年间国子监本,其五臣注底本为平昌孟氏刻本,皆为较早的刻本,亦未见“十六字”的踪影。今存各种版本的《文选》只有尤刻早期印本(如中华书局1974年影印出版的尤刻本《文选》)有这十六字,后期递修本如胡刻本《文选》所据之尤刻本就没有这十六字,这说明尤刻初版《文选》与后来的递修本是有文字出入的。胡刻本《文选》所据的尤刻本是后来的刊本,所以无此十六字。既然各本《文选》皆无此十六字,只有尤刻初版《文选》有此十六字,那么这十六字是《海赋》原有,还是从他书窜入的就说不清楚了。

(二)宋玉《神女赋》玉、王互讹问题。《神女赋》写的是楚襄王梦见神女,还是宋玉梦见神女,这是宋代以来长期争论的问题。北宋沈括用理校的方法将《神女赋》中的一些“王”字改为“玉”字,如《神女赋》序云:“楚襄王与宋玉游于云梦之浦,使玉赋高唐之事。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王异之,明日以白玉……”沈括认为:“‘其夜王寝,梦与神女遇’者,‘王’字乃‘玉’字耳。‘明日以白玉者’,以白王也。‘王’与‘玉’误书之耳。”[8]这样校改以后,梦见神女的是宋玉,而不是楚襄王。此说得到南宋姚宽(《西溪丛语》卷上)、明代张凤翼(《文选纂注》)、清代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余萧客(《文选音义》)、许巽行(《文选笔记》)、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胡克家(《文选考异》)、胡绍煐(《文选笺证》)、张云璈(《选学胶言》)、朱珔(《文选集释》)、梁章钜(《文选旁证》)等的赞同。所以黄侃说“证存中之妙解”,是赞同沈括此说。

应当指出,《文选平点》中的批语与此说迥异。黄侃在《神女赋》“其夜王寝,果梦与神遇,其状甚丽,王异之,明日以白玉”下批道:

    或云当作玉寝,然则梦神女者,其玉也耶。下云“他人莫睹,王览其状”,正承此王言而说。若以先王所幸,襄王不当应梦,则宋玉应梦之耶,不知昔者先王,宋玉固未尝实指其为怀王,然则朝云之庙,盖已远矣。上告下亦可称白,白犹报也。沈存中、姚宽之误,皆由不解此白字耳。

又在“王曰若此盛矣,试为寡人赋之”下批道:

    此王曰乃更端之辞,惟上“王”“玉”二字互倒耳。盖梦与神遇者王也,以状告玉者,亦王也,玉赋乃承王之命,因王之辞而赋之,诸校勘家皆於此未能照了,故所说多误。若作玉梦神女,则试为寡人赋之,及王览状,二语不可通。侃所说竟与赵曦明同,今夜览孙志祖《文选考异》见之,为之一快。壬戍七夕记。

以上二则批语显然不赞同沈括的校改。批语写于壬戍,即1922年。《题记》可能写于此后。黄侃对沈括之说又有了新的看法。

(三)张衡《西京赋》“建玄弋”的校勘问题。

“建玄弋”,黄侃云:“‘玄弋’,何焯改为‘玄戈’。今见日本钞本,竟与之同。”何焯云:“杜牧诗:‘已建元戈收相土,应迴翠帽过离宫。’疑即用此。今刻‘元弋’者,恐非。《史记·天官书》:‘杓端有两星:一内为矛,招摇;一外为盾,天锋。’晋灼曰:‘外,远北斗也……一名元戈。’”何焯以他校的方法,校出“元弋”应作“元戈”,黄侃以古抄无注三十卷本《文选》加以证实。

(四)黄侃说:“崇贤书在,北海解亡”。非关校勘。这里附带论及。崇贤,李善;北海,指善子李邕。

《新唐书·文艺传》:“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此说不可信。高步瀛说:

    又谓善注《文选》,释事忘意,与子邕所更者,两书并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亦取其说,实亦诬枉。清《四库全书总目》曰:“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邕传》称天宝五年,坐柳勋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间。而《旧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亦决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资暇集》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之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匡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徵。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也。”

《四库全书总目》的反驳十分有力,足以证明《新唐书》之诬枉,证明黄侃之说不可言。依据《新唐书》所立之说不可信。

(二)批注

批即批语,注即注释。批注是《文选平点》的两个组成部分。先说批。

古人读书常施以批注。这是一种传统的读书方法。黄侃喜用此法,也善用此法。他在《文选平点》的批语,常常表达他精湛的见解。如:

《文选序》。黄侃批云:“此序,选文宗旨、选文条例皆具。宜细审绎,毋经发难端,《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彦和《文心》一书,皆其翼卫也。”

中国古代文学源远流长。萧统编选《文选》的目的是为了“略其芜秽,集其清英”。他拟定了选文之条例,不选经书,不选史书(其论述赞除外),不选子书,只选文学作品。他选文的一个重要标准,即“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黄氏认为,《文选序》所表达的文学思想,应与梁绎《金楼子》论文之语、刘勰《文心雕龙》结合起来理解,因为《金楼子》论文之语与《文心雕龙》是其文学思想之“翼卫”,即辅助部分。

《金楼子》论文之语见《立言》篇。此篇区分文、笔,有助我们了解当时文学作品的特征。《立言》篇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又说:“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这是指抒情文字,其特点是辞藻繁富,音节动听,语言精炼。萧绎比较看重文学的形式。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萧统既看重文辞的华美、典雅,也重视文章内容的充实、雅正,要求文章具有“文质彬彬”的特点。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最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其内容大致可分五个部分:(一)刘勰所谓的“文之枢纽”,即导论。刘勰强调儒家思想对文学理论的指导作用。萧统编选《文选》时,同样具有儒家思想。不过,他不象刘勰那样过分的强调。(二)文体论。《文选》分体三十七类,《文心雕龙》分体三十三类,并有详细的论述。《文选》的文体分类显然受了《文心雕龙》的影响。文体论各篇对《文选》诗文的评论十分精辟,有助我们阅读《文选》。(三)创作论。可以指导读者分析《文选》所选录的诗文。(四)批评论。读者掌握了文学批评的标准,可以用来评价《文选》中的作品。(五)序言。说明刘勰为什么写《文心雕龙》,并说明本书的体例、结构等。

我曾在拙著《昭明文选研究》的《后记》中说:

    我认为,研究《文心雕龙》应与《文选》相结合,参阅《文选》,可以证实《文心雕龙》许多论点的精辟。同时,我也认为,研究《文选》亦应与《文心雕龙》相结合,揣摩《文心雕龙》之论断,可以说明《文选》选录诗文之精审。因此,将二书结合起来研究,好处很多。

确实如此,我认为,黄侃提出,仔细审绎《文选序》,以《金楼子》论文之语,《文心雕龙》为“翼卫”自有道理。但是,如能加上钟嵘《诗品》就更好了。

《文选》卷十九,曹植《洛神赋》。黄侃批云:“洛神,子建自比也。何焯解此文独得之。”按何焯《义门读书记》曰:“《离骚》:‘我令丰隆乘之兮,求宓妃之所在。’植不得于君,因济洛川作为此赋,托词宓妃,以寄心文帝,其亦屈子之志也。”何氏认为,此赋意在“寄心文帝”。

又尤袤《李善注文选》引《感甄记》说此赋是曹植思念甄后而作。何氏反驳曰:“按《魏志》,(甄)后三岁失父,后袁绍为中熙妻。曹操平冀州,丕纳之于邺下。安有子建尝求为妻之事?”

在中华版《文选平点》后,附录黄侃《曹子建洛神赋识语》,此文对《感甄记》逐条反驳,其结论是:“今谓《洛神赋》但为陈王讬恨遣怀之词,进不为思文帝,退亦不因甄后发,庶几言情守礼,两俱得之。”

《文选》卷二十一,郭璞《游仙诗》。黄侃批云:“谓《诗品》讥其无列仙之趣。据此,是前识有非议是诗者。然景纯斯篇,本类咏怀之作,聊以摅其忧生愤世之情,其于仙道特寄言耳。故曰‘虽欲腾丹谿,云螭非我驾。’明仙不可求。又曰:‘燕昭无灵气,汉武非仙才。’明求仙皆妄也。首章俱有山林之文,然则游仙特隐遁之别目耳。”黄氏认为,郭璞《游仙诗》只是抒发他忧生愤世之情,“于仙道特寄言耳”。

清人对郭璞《游仙诗》的评论较多,如

陈祚明曰:“《游仙》之作,明属寄讬之词,如以‘列仙之趣’求之,非其本旨矣。”[9]

何焯曰:“景纯之《游仙》,即屈子之《远游》也。章句之士,何足以知之。”[10]

沈德潛曰:“《游仙诗》本有讬而言,坎壈咏怀,其本旨也。钟嵘贬其少列仙之趣,谬矣。”[11]

黄侃的批语,显然是受了前人的启发而论述较详。

《文选》卷五十一,贾谊《过秦论》。

黄侃批云:“此论覆焘无穷。‘论’字为后人所题。《吴志·阚泽传》,泽称此篇为《过秦论》,则称‘论’旧矣。《文心·诸子》篇有贾谊《新书》,而《论说》篇但云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盖无专论《过秦》之词,则彦和亦不题之为论也。”黄氏认为,《过秦论》覆盖无穷,影响颇大。今天见到的《新书》,《过秦》篇皆无“论”字。《三国志·吴书·阚译传》:“(孙)权尝问书传篇赋,何者为美?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美。’”从此,《过秦》就加上“论”字了。但是《文心雕龙·诸子》篇、《论说》篇提及《过秦》皆无“论”字。清者学者汪中说:“《过秦》三篇,本书题下无‘论’字,《陈涉、项籍传论》引此,应劭注云:‘贾谊书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论。’《吴志·阚译传》始自为论。左思,昭明太子并沿其文,误也。”(《述学·贾谊<新书>序》)汪氏认为,《过秦》后应无“论”字,有“论”字是错误的。可是,由于《文选》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一些著名的选本,如《古文辞类篹》《骈体文钞》《经史百家杂钞》《古文观止》等,皆称之为《过秦论》。《过秦论》已成为此篇之通名了。

《文选》卷五十八,蔡邕《郭有道碑文》。

黄侃批云:“中郎碑颂之文,所选太少。”为什么嫌《文选》选录蔡邕“碑颂之文”太少呢?黄侃没有说,刘勰说了,《文心雕龙·诔碑》篇说:

    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才锋所断,莫高蔡邕。观《杨赐》(《司空文烈侯杨公碑》)之碑,骨鲠训典,《陈》(《陈太丘碑文》)《郭》(《郭有道碑》)二文,词无择言,《周》(《汝南周勰碑》)《胡》(《太傅胡广碑》)众碑,莫非精允。其叙事也该而要,其缀采雅而泽;清词转而不穷,巧义出而卓立;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

同书《才略》篇又说:

    张衡通赡,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是则竹拍异心而同贞,金玉殊质而皆宝也。

刘勰对蔡邕文作了很高的评价,特别是他撰写的碑文,评价尤高。刘勰指出,蔡邕文的特点是“精雅”,刘师培说:

    《文心雕龙·才略》篇云:“蔡邕精雅”,实为定评。研治蔡文者应自此入手。精者,谓其纯粹而细致也;雅者,谓其音节调适而和谐也。今观其文,将普通汉碑中过于常用之句,不确切之词,及辞采不称,或音节不谐者,无不刮垢磨光,使之洁净。故虽气味相同,而文律音节有别。凡欲研究蔡文者,应观其奏章若者较常人为细;其碑颂若者较常人为洁;音节若者较常人为和,则于彦和所称“精雅”当可体味得之。

刘氏对“蔡邕精雅”的分析颇详,有助于我们了解蔡文的特点。而汉代碑碣文,蔡邕的成就最高,《文选》只选录了《陈太丘碑文》《郭有道碑》两篇,岂不是太少了吗?原来黄侃的批语只是结论,其论据在《文心雕龙》中。

这类例子颇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这类批语,往往可见其独特的观点,体现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次说注释。

黄侃不是专门注释《文选》,而是在阅读《文选》的过程中,参考各本,边校,边注,边批。其校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并用,争取恢复著作原貌;其注撷各家之长,力求准确无误;其批,或吸收古人的见解、或独抒己见,大都可观。其校、批之特点已见上文,现在考察其注之特点。例如:

《九歌·柬  太一》:

瑶席兮玉,犹镇也。

《云中君》:

蹇将兮寿宫○蹇,犹羌也。

极劳心兮忡忡○极,疲。

《少司命》:

与汝游兮九河,冲飚起兮水扬波○“与汝”二句王无注,盖《河伯》章语也。

望美人兮未耒○此美人,司命也。

《山鬼》: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余,山鬼自余也。

留灵修兮忘归○留,待也。

君思我兮然疑作○然,词也。

思公子兮徒离忧○离忧,即离骚也。

这是黄氏在阅读过程中,根据自己的理解加注,以通释语义。看起来,信笔加注,十分简单。实际上,对古籍进行恰当的注释是不简单的。这与他深厚的语言和文学修养是分不开的。又如:《宋书·谢灵运传论》:

相如工为形似之言,二班长于情理之说○形似,摹写事物之情状也。情理,榷论是非也。

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气质专尚天姿,取其遒上也。

源其飚流所始,莫不同祖风骚○所谓百家腾跃,终入环内。

缛旨是稠,繁文绮合○以繁缛二字,标潘、陆之文,信得之矣。

缀平台之逸响,采南皮之高韵○平台指相如,南皮指曹、王,虽异之而不能不有所取,贵在变通而已矣。

遗风馀烈,事极江右○右字极是。言潘、陆之风止于西晋,故下云东晋无闻丽辞。或作左,非也。

遒丽之辞,无闻焉尔○遒则意健,丽则文密,文辞至此乃无遗恨矣。

灵运之兴会标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兴会标举,遒之属也。体裁明密,丽之方也。然颜终逊于谢,以未遒耳。

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声律论作,文变无穷,其所擢拔扬,不可胜数也,而此数语,实已总挈纲维。

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暗与理合何也,音韵乃自然之物,不待教而解调也。

黄氏在在此篇开头说:“此篇未易促了,侃考之至深,别具篇札。宜取省览。”按此篇札记已亡佚。从此篇注释看,黄氏考虑问题,确实比较深入,具有一定学术性。又如:

        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愚乱之邪臣,自以为守德,谓不如彼矣○愚乱之邪臣斥宋玉也。彼,彼登徒也。谓不如彼者,宋玉自以为不如登徒子好色也。注皆谬。

谢灵运《述祖德诗》:高揖七州外,拂衣五湖里○七州者,玄所都督七州也。注谬。而近世曾国藩亦承之而不考矣。此方虚谷说。

嵇康《幽愤诗》:曰余不敏,好善人○谓吕巽也。注谬。仲悌心旷而放,非不可交之人也。

陆机《答贾谧》:年殊志比○何焯谓机与谧款密,大谬。此诗意存讥讽,款密乃空言耳。

嵇康《杂诗》:“孰克英贤,与尔剖符○意言谁为贤者,当与之契合也。注非。(略同何焯为说)

扬雄《解嘲》:顾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叶扶,独说数十馀万言○王西庄以为《法言》,非也,据此,子云《太玄》,自有说之文也。

范晔《逸民传论》:士之蕴藉义愤甚矣○蕴藉,犹怀蓄也。注非。

颜延之《陶征士诔》:有晋征士,寻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渊明为名为字,究难因此以定之。南岳,、霍也。何云庐山,缪。

注释古书很难,南宋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卷十五《注书难》说:“注书至难,虽孔安国、马融、郑康成、王弼之解经,杜元凯之解《左传》,颜师古之注《汉书》,也不能无失。”因此,古书注释的失误是难免的。黄侃博考群籍,纠正《文选》注释中的失误,正体现他的学术水平。可是,智者千虑,难免偶有失误。如《陶征士诔》条,何焯解“南岳”为庐山。黄侃认为错了,应是灊山、霍山。我认为何焯解为庐山,犹有可能,因为陶渊明曾为“浔阳三隐”之一。而黄侃解为灊、霍,全无可能。按灊山,即潜山,在今安徽潜山县,霍山,在今安徽霍山县,陶渊明何曾在潜山、霍山隐居,未见记载。黄侃可能看到《汉书·郊祀志》云:礼“南岳灊山于灊。”而引起误解。于此亦可注释古书之难。

黄侃精通训诂之学。他曾对《说文》《尔雅》《小尔雅》《方言》《释名》《广雅》等训诂学名著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也曾在中央大学等高校讲授训诂学。黄焯的听课笔记《训诂学讲词》今存,武酉山听黄侃讲训诂学笔记二则,见《追悼黄季刚师》一文[12]。由于黄侃的训诂学造诣很深,所以《文选平点》中的注释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关于《文选》的研究方法,张之洞的《輶轩语》说:“选学有征实、课虚两义。考典实,求训诂,校古书,此为学计。摹高格,猎奇采,此为文计。”黄侃的《文选平点》有校勘,有训诂,还有评论。显然,这是为研究学问而阅读《文选》。不仅如此,黄侃还特别强调:“读《文选》者,必须于《文心雕龙》所说能信受奉行,持观此书,乃有真解。”[13]并且说:“开宗明义,吾党省焉。”黄侃一开始就说明了阅读和研究《文选》的方法,并希望同行都能明白这一点。

把《文选》研究与《文心雕龙》研究结合起来,这是研究《文选》学一种重要的方法。黄侃也是这样做的。例如:《文选》卷一《京都上》下,黄侃引“《文心雕龙》云:‘夫京殿苑猎,述行效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至于草区禽族,庶品杂类,则触兴致情,因变取会。’据此,是赋之分类,昭明亦沿前贯耳。”(《文选平点》3页)说明《文心雕龙》赋之分类对《文选》之影响。又如:黄侃在“魏文帝《与吴质书》‘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下评曰:‘大抵子桓论文,以遒健不弱为贵耳。’《文心》风骨篇全出于此。”指出《文心》风骨论的出处。又如:任昉《奏弹刘整》:“列称出适刘氏二十许年”。黄侃曰:“列者当时文书之称。《文心雕龙》:‘万民达志,则状列辞谚。’列,陈也,陈列事情,昭然如见也。”这是说明文体,以《文心雕龙》为证。又如:扬雄《剧秦美新》。黄侃曰:“《文心》云:‘诡言遁辞。’得此文之真矣。”黄侃认为,《文心雕龙》对《剧秦美新》的评价十分确切。黄侃将《文选》与《文心雕龙》结合起来于此可见一斑。黄侃强调的研究《文选》的方法,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此外,讲讲《量守庐讲学二记》(黄侃讲,黄席群、闵孝吉记。时间是1934年夏。见《量守庐学记续编》,张晖编,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这两次讲学涉及到《文选》的有两条,一是《读<文选>法》,二是在《史学》一条中涉及梁章钜的《文选旁证》。

《读<文选>法》说:

    《文选》采择殊精,都为名作。《文选》之学有二:一曰“文选学”,二曰“文选注学”。吾辈可舍注学而不讲求,否则有床上架床,屋上架屋之弊。读《文选》时,应择三四十篇熟诵之,余文可分两步功夫。(甲)记字:一曰记艰涩不常见之字,二曰记最恰当之字。(乙)记句:至少须有千百句裁于胸,得其神髓局变。例如《高唐》《神女》两篇,则更为枚乘、司马相如二大家之所祖述。至于韩愈《平淮西碑》,亦模拟《难蜀父老》而成也。《文选》不必拘于体例,表章亦犹书疏,皆繁乎情也。《阿房宫赋》末段并韵而无之,颇类《秦论》。《赤壁》两赋及《春醪赋》、《秋声赋》,皆赋中之变体,与汉赋不同。读《文选》一书,不如兼及《晋书》《南北史》。史载之文,非其佳妙,即与史事有关耳。读《文选》,当读《唐文粹》,以化其整滞[14]

这里皆从词章立论,读《文选》,为的是写好文章。黄氏认为,《文选》学有《文选》学与《文选》注学之别,他不主张讲求《文选》注学。他的门人骆鸿凯《文选学》,将《文选》学的内容分为注释、辞章、广续、雠校、评论五类。今人则认为研究《文选》及其注释者皆为《文选》学,唯“辞章”一类除外。黄氏认为,读《文选》,先应选择三四十篇诗文熟读、背诵,其他各文则镕裁其字、句,而得其神髓,以利其写作。此皆从“辞章”立论。至于说,读《文选》应兼及《晋书》《南北史》。这是为了加深对《文选》所选诗文的理解。读《文选》后,当读《唐文粹》以化其整滞。《唐文粹》,宋姚铉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是编文赋唯取古体,而四六之文不录。诗歌亦唯取古体,而五七言近体不录。”《文选》文俪偶的成份较多,故以此书化之。此亦从“辞章”考虑。

这里,黄氏论及《文选》学多从辞章立论,这也许是“选学”另一义。与我们所谓的《文选》学不同。

关于梁章钜的《文选旁证》,黄侃说:

梁章钜所著书,多系从人售来者,如《文选旁证》《三国志旁证》,皆非自撰。其自撰者只《浪迹丛谈》一书,较前二者迥不类矣。(黄席群、闵孝吉记《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6年版)

黄侃所说源自清代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和近代李详《愧生丛录》。李慈铭说:

    阅梁氏章钜《文选旁证》,考核精博,多存古义,诚选学之渊薮也。闽人言此书出其乡之一老儒,而梁氏购得之。或云是陈恭甫氏稿本,梁氏集众手稍增益者。其详虽不可知,要以中丞他所著书观之,恐不能办此。(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2000年版)

李详说:

    梁章钜《文选旁证》,为程春庐同文稿本。沈子培(即沈曾植)提学亲为余说。(见《李审言文集》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李慈铭和李详都听说《文选旁证》不是梁章钜的著作,他们都认为梁章钜写不出这种高水平的著作来。李慈铭听说是陈恭甫(即陈寿祺)的稿本。陈恭甫《清史稿》有传,是经学家,其骈文为世所重,与《文选》无关。李详听说是程春庐(即陈同文)稿本。程春庐,嘉庆四年进士,长于地志,《清史列传》有传,亦与《文选》无涉,二位李氏的听说,皆不可凭信。这样,黄侃认为《文选旁证》非梁章钜自撰的看法,同样不可信。我认为,《文选旁证》乃梁章钜的著作。理由是:①目录书如《清史稿·艺文志》《书目答问》《增订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标注》等著录《文选旁证》,皆注明梁章钜撰。②梁章钜的同乡好友林则徐为他写的《墓志铭》认为《文选旁证》是梁章钜的著作。清代著名学者阮元、朱珔为《文选旁证》写序备加褒扬。③梁章钜《退巷自订年谱》说:“甲戌,四十岁……是岁由运河北上,滞居漕艘中百余日,取旧读《昭明文选》笔记之作编录而增益之,是为《文选旁证》之权舆。”(见《归田琐记》,中华书局1981年版。)又说:“戊戌,六十四岁……校梓《文选旁证》四十六卷,阮云台师、朱兰坡同年各为之序。盖二十年精力所萃,至是始成书云。”(同上)于此可见,《文选旁证》为梁章钜自撰。毋庸置疑。作者有《<文选旁证>作者考辨》[15]可供参考。

黄侃喜爱《文选》,熟读《文选》,有时他还喜欢朗诵《文选》中的诗文。黄焯在《文选平点后记》中说:“回思四十年前,先从父(黄侃)尝取选文抗声朗诵,焯窃聆其音节抗坠抑扬之势,以为可由此得古人之声响,而其妙有愈于讲述者,盖今所录圈点之文,率先从父昔之所喜而讽诵者,虽朗诵之音节不可得传,而其得古人文之用心处,则可於觇之矣,录而存之,亦学文者之津筏也。”这里记述的是黄侃朗诵《文选》诗文的情形。《文选平点》中各篇的圈圈点点,可以想象他在朗诵时音节的抑扬顿挫。清代古文家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说:

    音节高则神气必高,音节下则神气必下,故音节为神气之。一句之中,或多一字,或少一字;一字之中,或用平声,或用仄声;同一平字仄字,或用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则音节迥异,故字句为音节之短。积字成句,积句成章,积章成篇,合而读之,音节见矣;歌而咏之,神气出矣。

这是强调音节在诗文中的重要性,音节现则神气出。抗声朗诵,方可见诗文的神气韵味。

刘大櫆又说:

    凡行文多寡短长,抑扬高下,无一定之律,有一定之妙,可以会意,而不可以言传。学者求神气而得之于音节,求音节而得之于字句,则思过半矣。其要只在读古人文字时,便设以此身代古人说话,一吞一吐,皆由彼而不由我。烂熟后,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古人之音节都在我喉吻间,合我喉吻者便是与古人神气音节相似处,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

在朗诵中,朗诵者与作者合而为一,“我之神气即古人之神气”,“久之自然铿锵发金石声”。总之,朗诵可以深入理解作品的思想感情,可以仔细玩味作品的神气韵味。这样,有助于鉴赏,有助于写作,也有助于研究。

黄侃熟读《文选》,收获很大。他不仅写出了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文选平点》,同时他还写出“文辞淡雅,上法晋宋”(章太炎语)的作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说:“(黄侃)词笔高简;初见方讶其奇字涩句,细玩又觉隽永深醇;小赋可追魏、晋;五言诗有晋、宋之遗……”我认为,这些与他熟读《文选》有很大的关系。

章太炎《黄季刚墓志铭》云:“(季刚)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黄侃说五十岁前不著书,可是到了五十岁时遽然去世,给学术界留下深深的遗憾。可是他的著作经后人整理已出版多种,这正是可以告慰读者的。黄侃的《文选平点》,经其女黄念容、其侄黄侃、其子黄延祖三次整理,已先后问世,很遗憾,我手头无黄念容《文选黄氏学》一书不敢妄评。黄焯整理《文选平点》安排合理,流传颇广,是一个好的本子。不足之处。此书是手书楷体、《文选》学文与平点难以区分,阅读不便。黄延祖整理的《文选平点》最后出版,排版质量较高,便于阅读。但是存在一些问题。例如:①第4页《文选平点叙》,叙后注明“公元一九八二年蕲春黄焯序”,错了。此《叙》,上海古籍出版社《文选平点》列于《文选平点》卷一。是黄侃所述,非黄焯所作。又,《叙》后注明“《文选平点前言(一九八二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也不对。上海古籍出版的《文选平点》是一九八五年出版,并无此“前言”。②第7页黄延祖《文选平点重辑叙》:“门下诸生兢相传录(见骆鸿凯著《文选学》后记及所藏迻录本)。”按中华书局1937年出版的骆鸿凯《文选学》无《后记》,中华书局1989年重印的骆鸿凯《文选学》有骆氏快壻马积高的《后记》,未见上述内容。至于骆氏所藏迻录本,因未见过,无权妄议。此叙又说:“一九六一年先从兄耀先依方望溪、姚姬传二氏《史记》《汉书》平点之例,据此录为《文选平点》专册,交上海古籍出版社,至1986年始得出版。”按此书出版时间为一九八五年七月,不是一九八六年。又说:“骆鸿凯先生所著《文选学》一书(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按骆鸿凯《文选学》,中华书局一九三七年出版。不是一九三六年。此处记述有误。③第11页《文选平点例言》应署“黄焯”之名,否则被人误认为重辑者“黄念祖”所作。④黄焯整理的《文选平点》目录后附《校文选正文应用书目表》,重辑本不应删去,可供读者参考。以上各条,希望黄延祖先生再版时改正。

黄侃是我国近代著名的选学家,他精研《文选》,被章太炎称许为“知选学者”。黄侃曾对他的门人说:“学文寝馈唐以前书,方窥秘钥。《文选》《唐文粹》可终身诵习。”[16]正因黄侃终身诵习《文选》,其《文选》学研究,成就卓越。他的《文选平点》在校勘、训诂、评论诸方面皆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此书是一部研究《文选》学的重要著作,是近代《文选》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永远值得我们珍视。

 

                                                                                二○○九年八月廿四日写毕

 

注释:

[1]《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量守庐学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

[2]《文选评点叙》。

[3]《文选平点叙》。

[4]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

[5]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出版。

[6]中华书局2007年出版。

[7]《后读书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出版。

[8]《梦溪笔谈·补笔谈·辨证》。

[9]《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二。

[10]《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

[11]《古诗源》卷八。

[12]《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

[13]《文选平点》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14]见《量守庐讲学二记》,张晖编《量守庐学记续编》三联书店2007年版。

[15]见拙著《文选学研究》,鹭江出版社2008年版。

[16]章璠《黄先生论学别记》,《量守庐学记》三联书店1985年出版。